1986年冬，考古工作者经科学论证和周密策划，对坐落在保山市蒲缥坝北端的塘子沟旧石器遗址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结果，正如专家们所预想和期待的那样：他们打开了一座被岁月沉埋了的十分珍贵的历史宝库——分属至少4个“蒲缥人”个体的古人类化石和同时出土的大量原始工具、动物化石等各类可资鉴定的实物标本2300余件，还有丰富的用火遗迹和我国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房屋遗迹，构成一部内容翔实厚重、形象鲜明生动的无字史书，给发掘者带来了无比的惊喜。经碳14测定及专家科学推断，遗址文物所属时代均在距今7000—8000年之前——也就是说，至迟在七八千年之前的全新世早期，保山乃至滇西高原就已成为人类生息繁衍的一方乐土，而绝非有些人一度认定的“绝域蛮荒”。

　　“蒲缥人”的出土，受到了省内外考古学界的热切关注。一段时间里，关于这一重大发现的报道及专论一度成为众多媒体及学术刊物争相刊载的热门话题。而“塘子沟文化”也以其丰富的内涵和突出的区域特征被学术界确立为云南境内继“元谋人文化”之后的第二个重要的史前考古文化，同时也是我国已知年代最晚的旧石器文化，其定义是：以单面砾石手锤为代表的石骨器并重并以狩猎为主要经济生活来源的原始文化。其延续时代由距今约二万年至七千多年，已知分布范围东起保山坝、西至蒲缥坝、南达姚关，均在澜沧江以西、怒江以东的怒山尾梢区域。

　　女吟，“塘子沟文化”这部人类童稚时期的无字史书，已被其成功的发掘者和勤勉的探索者张兴永、耿德铭等学者一页页掀开、解读，并破译出了一轴壮丽的保山远古先民生存与发展的社会生活画卷——

　　哺育了“蒲缥人”的蒲缥坝东北距保山市区约30公里，西距怒江约20公里，四周丛山拱卫，坝子当中纤陌纵横、村落棋布，蒲缥大河从南朝北淙凉流淌，滋润着由上古腐植湖相堆积层覆盖的沃野平川，自然环境十分优异，加之昔日的南方丝绸之路、今天的320国道几乎都循着同一轨迹由东朝西穿坝而过，交通便利，因而有史以来一直是个宜农宜商的好地方。当然，七八千年前这里的生态对生产力还很低微的“蒲缥人”来说，比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其实还要优越得多。

　　塘子沟遗址——“蒲缥人”的一个氏族聚居地坐落在蒲缥坝北山南麓一相对高度约30米的台地巅坪之上，面积约2000平方米，当时是塘子寺山向东延伸的“半岛”，地处蒲缥古湖之滨，三面环水，与众多的山峦台地隔水相望。据专家考证，在“蒲缥人”到来之前，这一带是野牛、野猪、黑熊等野兽的往来盘踞之地。后经人与兽25司的激烈争夺，成了“蒲缥人”的一方得天独厚的生存领地。“蒲漂人”选中塘子沟台地作为安身立命的定居之所并非“自然而然”的结果，而是一种充满智慧的战略性抉择：依山傍湖，环水而居，既可确保生产生活用水之需，又因地势的高峻而无水患之忧，更为重要的是还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来自异类的威胁——台地东、西、北三面是延绵起伏的莽莽野林，当时不仅是大熊猫、短尾猴、赤麂、水麂、青羊等较温和的野生动物乐园，同时也是大象、黑熊、野猪、金钱豹、爪哇犀、圣氏水牛、孟加拉虎等大型猛兽的隐伏出没之地……保山的先民们就是在这样充满生机也充满竞争和凶险的自然环境中趋利避害，走上了艰苦卓绝的划时代开发之路的。

　　采集和狩猎，是“蒲缥人”赖以生存的两大“支柱产业”，而沧怒之间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雨量丰沛、日照充足的亚热带气候又极宜各种动植物的生长和繁衍，并为“蒲缥人”的产业开发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蒲缥人”总能在不同的季节寻取到不同的野果及植物鲜花嫩叶等天然“绿色食物”以维持生命——当然，对他们来说，最有诱惑力也最为刺激的生产活动则莫过于狩猎。兽肉是他们的主食之一，但捕杀野兽尤其是豺狼虎豹这样的大中型猛兽并不容易，好在他们已懂得了发挥群体的力量，而且掌握了制造和使用武器的技术。在“蒲缥人”的武器库中，最多的是石制砍砸器、尖状器和骨锥、角锥一类威力不大的短小兵器，威力较强者当首推弓箭。使用弓箭是“蒲缥人”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一大成果：他们以富有韧性的竹木为弓背，以动物皮筋或藤条为弓弦，将骨片打磨成尖锐的箭镞，这样便可以向猎物发起远距离攻击，既可打鸟，对野兽也有一定杀伤力，偶尔还能射中水中的鱼。“蒲缥人”猎获最多的动物是麂、鹿、猪、牛四种，这不单是因为它们的肉味可口，更主要还因为它们在兽群之中数量最多而捕杀难度大大小于其他猛兽，故猎取的机会多，“产量”也就可观了。遗址的一角之地便堆积着以上述四种动物为主的兽类的大量碎骨——这是人们将猎物剥皮食肉并“敲骨吸髓”后留下的遗弃物。除采集和狩猎外，“蒲缥人”还会捕捞水生动物。湖中鱼很多，但当时没有渔具，所得甚少，于是湖蚌和水螺便成了他们可口的海味，遗址中留下了许多蚌、螺的化石：

　　用火和熟食是“蒲缥人”生活史上的一大进步。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时代人类已会用火，但那是“天火”，有则明，无则暗。“蒲缥人”却已掌握了人工取火技术。他们利用居住地石芽凹窝做火塘，不断添柴加薪，使之昼夜不灭。这不仅给他们带来了光明和温暖，更为重要的是使他们告别了茹毛饮血、食腥啖臊的时代。加热熟化的食物既好吃又便于消化和吸收，这就大大提高了“蒲缥人”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我国夏商时代的人口平均年龄还不到18岁，而出土的4个“蒲缥人”个体中年高者已达56岁以上，平均年龄也不下36岁。

　　“蒲缥人”走出洞穴、定居湖畔之初，肯定有过餐风宿露、有“园”无“家”的漫长而痛苦的经历。后来，他们巧借住地自然生长的树木主干，同时充分利用石芽中的天然孔窦并辅之以必要的人工柱洞以“立木”为柱，然后在柱权上架“梁”，“梁”上覆以树枝野草，再将地面作些粗放的夯压处理——这便是房屋。别小看了“蒲缥人”营建的今天看来顶多只能算是“窝棚”的房屋，因为它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人类住房。有了住房，“蒲缥人”的睡梦便多了几分安稳和温暖，食物及劳动工具的安放、火种的保存也有了固定之所，而妇女们生儿育女抑或用自制的骨针缝缀用于御寒的兽皮时，也就多了几分从容……或许正是在这种“从容”之中，“蒲缥人”想到了装饰自己，于是费了很大的工夫，精心制作了——种形态小巧玲垅的浅红色穿孔石环为佩戴物。这种朴拙的美术工艺品，标志着“蒲缥人”审美意识最初的觉醒和原始文化意识形成的某种境界。

　　就社会形态而言，“蒲缥人”处于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公社阶段，他们使用的工具非常简单原始，生产力还很落后，产品也很匮乏。但与生存在其他地域的同一发展阶段的人们相比，由于他们有着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与资源优势，故他们的生活还是相对丰裕和安定的。而这种相对丰裕和安定的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蒲缥人”创造性的进一步发挥并迟滞了他们的文明进程——当“蒲缥人”还在沧怒之间孜孜不倦地摘取着被动的“摄取型经济”的果实时，我国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先民们其实早已收割着主动的“生产型经济”的庄稼了。边地文明在发展阶段上较内地总“慢半拍”，一个重要的缘由，或许便是自然条件的优越及由此导致的人们对自然的过分依赖与迷恋。

　　时光随着蒲缥古湖日渐收缩的涟漪缓缓推移，“蒲缥人”最终也没能在生活了上万年的塘子沟台地学会用“磨”的工艺制造出更先进的石器并由此跨入新时代的门槛，但作为曾在七八千年之前便燃起过不灭的火塘并成功地建盖过房屋的滇西高原的“燧人氏”和“有巢氏”，他们的奋斗历程已融人了人类尤其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历史；而他们以勤劳和智慧在与大自然的严酷斗争中擎起的奋斗的火炬，不仅曾照亮过属于他们自己的那个遥远的时空，而日。还化作了一种永恒的意象，闪烁出灼灼耀眼的历史光华，给保山带来了“人类文明的发样地之一”这样一个令人自豪的殊荣。 

　　继“蒲缥人”之后，保山境内又相继出现了众多的氏族部落。这些氏族主要居住在保山、潞江、蒲缥、施甸(原属保山，1962年析为县)等诸多坝子周边的一些河谷台地、洞穴、崖厦之上，十分密集。出土文物有人类化石及大量磨制石器、原始陶器、家畜遗骨、房屋遗迹等，并发现了父系氏族的标志物“陶祖”。科学研究表明，这些保山先民的生息年代分别在距今约6000年至3000年之间，属新石器文化范畴。当时的让会形态大多已处于以男性为主手地位的父系氏族阶段，人们的经济生活与“蒲缥人”相比已发牛了根本性的变化：其“支柱产业”不再是采集和狩猎这样的“传统产业”，新兴的农业种植与狗、猪、牛等家畜的饲养已逐渐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同时，人们大多已定居在建盖着简朴住房的原始村落里，普遍兼营制陶、纺织、木作等原始手工业，并进行宗教祭祀等一些初级精神文化活动……这一切，标志着当时保山的石器文化在经历了漫长而执着的演进后，终于在—代代先民的精心打磨下最终走向了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