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二世纪末，拥有西南边地广袤疆域的哀牢古国已走到鼎盛时期。当此间的王酋耆老们仍在兴致勃勃地继续酿制并十分恨意地啜饮着自家奴隶制文明的老酒时，从暴秦手中夺过了中原九鼎的西汉王朝已将历史的辇 轮推到了封建制文明的又一个制高点上——平夷了“夺鼎”之际剧烈的社会动荡并经过文、景二帝两代六十余年的休养生息，汉王朝不仅打牢了“威加海内”的封建统治根基，而且社会经济、综合国力也得到了高速的发展。据说，到了“文景之治”的后期，国库里的钱不知道积了多少，以致串钱的绳子都糟了还动用不上；仓廪中的粮食多得都漫到露天下面了，可还有许多找不到地方放……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西汉帝国的社稷又传到了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掌中。从此，无论“北胡”“南夷”，日子就有些不那么安稳了——就连遥居“西南极边”的哀牢国也是如此。

　　据司马迁《史记》所载，西汉元狩元年(前122)，博望侯张骞出使西域归朝面君时对汉武帝说：他认为西南夷区可能有一条通往印度的商路，其理由是他曾在大夏(今阿富汗)看见邓竹杖和“蜀布”  (按：据考，实为哀牢所产“桐华布”和“兰干细布”)，当地人都说这些东西是商人从印度贩来的。这一情况理所当然地引起了雄心勃勃亟欲广布大汉声威的汉武帝的高度重视，当年即派遣张骞为使者，带着礼物去结交印度。张骞将人马分成四路，让他们分头去寻找印度，结果都没能成功。

　　其中往西南夷区进发的一队也被巂、昆明部族挡住了。汉武帝心里很不痛快。当初，他的皇祖皇父们便“欲通西南夷”，只因国力不足、道路艰险而搁浅，如今他派出的外交使团又为其所阻，这不是故意和他过不去吗?这一来，他开疆拓土、经略西南夷区的决心更加坚定了。于是，他先破匈奴，再降南粤，接着便将王鞭挥向了他志在必得的西南广域，致使“蜀、西南夷皆震”，遂于元封二年(前109)在滇中设置了益州郡。与此同时，还派出郭昌、卫广等将领率大军去征讨“杀略汉使”的“昆明之属”，并试图“平西南夷之未服者”。这一战略目标虽未全部兑现，但还是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汉军一路长驱直入：“渡兰沧水以取哀牢地”，不仅一举控制了哀牢门户，还乘兵威，在澜沧江以西“置巂唐、不韦二县”，从而将郡县制政体推行到了哀牢国的发样地保山坝子及附近地区。

　　不韦县的设立，是汉王朝“欲地接以前通大夏”(《史记•大宛列传》)的“西南战略”付诸实施后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此举犹如在哀牢王的“卧杨之旁”祭起了一柄无形的利剑，有效地遏制了哀牢国的旺势，还为今后进一步开边拓土抢占了一个具有战略价值的极边要塞——可以说，不韦县的设立实际上已经宣告了哀牢国鼎盛时期的基本完结。从此，哀牢王被迫撤出了祖祖辈辈苦心经营了数百年的国柞之基保山坝，将其统治中心移至怒江以西地域。而汉王朝则十分看重这得来不易的胜利成果，一经站稳脚根，便适时制定并持续推出了一系列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特殊举措，锐意开创业已纳入版图的夷民新区的政治经济新局面，逐步形成了于拓边抚夷之既定国策更为有利的客观态势。

　　长期坚持土流并存的政治体制，实行“以其故俗治，无赋税”(《汉书•食货志》)的特殊政策，是汉王朝治边方略的核心内容和鲜明特色：为确保这一方略的顺利实施，汉王朝还注意选派一些有胆有识、精明强干的贤能之士赴边主政。如蜀人陈立等出任不韦县今后，励精图治，在千方百计维护民族团结的基础上不遗余力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劝民农桑以天下最”；疏辟工程浩大的永昌道；接纳并安置大量来自中原等发达地区的移民……经过长期不懈的开发和经营，原本就具有相当发达的农业文明基础的不韦县域社会经济文化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此消彼长，“哀牢转衰”(《华阳国志•南中志》)也就成了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