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武帝“复事西南夷”(《史记》)并在澜沧江以西王鞭所及的最边之地保山坝设县置吏后，汉王朝恩威并施，倡地方经济之兴，播中原文化之火，并逐步完成了新区生产关系的封建制整合，进而以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事实充分显示了汉王国的统一强盛和汉文化的博大精深：这一切，无疑会对部族林立的哀牢国民产生磁石般的感召力和吸引力——两汉王朝用了一个半世纪还多的时间种植的拓边抚夷之树总算开花结果，丰收在望了。恰在这时，两场互不相干却同样发人深省的局部战争又加速了“果子”的成熟：

　　东汉建武十九年(42)，“西南夷”渠帅栋蚕叛乱，杀官掠地，嚣张一时，朝廷命武威将军刘尚统兵征讨并很快占据厂战场优势。次年(43)正月，叛军败退，汉军穷追不合，一直到了不韦(保山)才算追上并展开决战。这—场决死于保山坝子的血战拼杀得十分惨烈，汉军以斩敌七千余人、生俘五千六百人并缴获马三千匹、牛羊三万余头的显赫战果大获全胜(据《资治通鉴》、《后汉书》)。时隔数年之后的东汉建武二十三年(47)，哀牢王扈栗派兵乘竹筏木排顺澜沧江南下攻打当时已内附汉朝的鹿多部落。个料进军这个雷雨骤至，风怒浪狂，哀牢军兵所乘竹筏木排被掀得七零八落，四散五沉，转眼间溺死数千人。扈栗闻报大惊，急忙增派六个邑王统兵万人驰援，结果又遭惨败：六王均败亡于两军阵前无一生还……连续两番“一边倒”的战事，不仅在哀牢人心中造成了强烈的震动，也使哀牢王扈栗感到了极大的惶恐与困惑。自古以来，哀牢国攻邻掠邦几乎是家常使饭，从来不曾吃什么大亏。如今以六王之众去对付小小的鹿多，竟“辄被天诛”于前而兵败将亡于后——“中国共有圣帝乎?天祐之，何其明也：”(《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他不无悲怆地当着哀牢众营老感而慨之。

　　鹿多惨败之后，哀牢夷的决策者们也就不得不痛定思痛，为族民今后的出路费些思量了——尽管我们如今已很难确知他们是怎样思量以及思量之时内心深处曾经受了怎样的痛楚与无奈，但他们的确从失败的阴影中走了出来，“贤(扈)栗等遂率种人户二千七百七十，口万七千六百五十九，诣越巂太守郑鸿降，求内属。”(《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于是，‘世祖(光武帝刘秀)纳之”，封扈栗等为君长，这就揭开了此后发生的决定了古哀牢地前途与命运的一个划时代历史事件的序幕——时值东汉建武二十七年(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