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郡的设立，标志着汉王朝“西南发展战略”的基本兑现。文献记载，当时的永昌郡辖域甚广，大致相当于今滇西、滇南及缅北广大地区，为卓立西南的东汉105个郡国中的第二大郡。

　　“大”是好事，但要把部族林立，“往往邑居，散在溪谷”且“生民以来未尝通中国”(《后汉书•西夷传》)的大片新拓之域治理好，却并非易事。据今人考证，前哀牢国“移交”给永昌郡的臣民“哀牢夷”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而是一个以濮、越为主体的多民族的共同体，计有称“濮”者九，称越(僚)者五，为土著民族；此外尚有来自西北的氐羌支系及身毒之民(印度侨民)。其中闽濮即九隆世系一族，为今德昂、布朗及佤族先民；鸠僚即今傣族先民；氏羌则当为今傈僳、阿昌、景颇等民族先民……众多民族星罗棋布、“小聚居，大杂民”的格局以及由此而生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形态，对亲的执政者来说，是一个不可不察的最基本的郡情，而因势利导，把汉“夷”之间、“夷夷”之间这两水都端平，则是施政求治的最基本的前提。或许正是出于这一考虑，永昌置郡伊始，汉明帝便把首任太守的大印交给了政声素佳且知“夷”情、有远见的前益州西部都尉郑纯。

　　郑纯，字长伯，今四川广汉人。东汉水平十年(67)出任设治于巂唐(今漕涧)的益州西部都尉——这在当时是一个最有条件“腐败”的官职，因为其辖域原本就属颇多“金银宝货”的哀牢夷区，从前在此为官者常常利用这一区域各少数民族因内地生产技术、社会经济文化的领先地位而引发的敬畏心理以及白身楼台近水的地缘优势巧取豪夺，肆意搜括民口才，马食夜草瞬息而肥，以至“皆富及十世”。郑纯到任后以身作则，力肃旧弊：“独尚清廉，毫毛不犯”，深得各族民众拥戴，于是“夷汉歌叹，表荐无数，上白三司，下及卿土，莫不叹赏，明帝嘉之”(《华阳国志》)。擢任永昌太守后，他一如既往地忠实奉行汉王朝抚夷安边的各项传统的特殊政策，注意维护“土流并存”  (即在派遣“朝廷命官”主政的同时让部落首领各自“复长其民”继续控制族区)的双轨运行政治体制，紧密闭结各小数民族上层，充分发挥他们的参政作用，朝廷的各项大政方略则在“以土俗治”及“渐造迁其俗”的过程中稳步地得以贯彻落实，从而营造出了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宽松详和的良好社会环境。在此基础上，他还不失时机地“创立制度”，规范施政行为，如通过“与哀牢人约”，推行厂每年只须缴纳可做两件衣服的布料和一斛盐的薄税轻赋政策，且“纳税人”仅限于“邑豪”，这就极大地保护和调动了各少数民族尤其是广大下层民众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并使他们得以安居乐业。与此同时，他还极力办学倡教，常常“身自为教”，使“永昌自汉有学”，极大地促进了汉文化与边地土俗文化的融和，进而加速了保山这方“化外之地”的文明进程。

　　郑纯治郡期间政绩卓著，哀牢各族对其十分“感慕，皆献土珍，颂美德”(《华阳国志》)，辞世后，皇帝特命把他的画像陈列于东观(宫廷中收藏重要历史文献的图书馆)，以垂其范。

　　郑纯殉职后，或因“后人不能抚循夷人”(《资治通鉴》)，或因郡内少数民族贵族首领过分贪求特权，以致引发对抗乃至反叛，汉王朝则不惜动用武力加以弹压，以确保边郡在其可以控制的政治局面中得以进一步的开发和建设。譬如东汉建初元年(76)，“哀牢王类牢与守令忿争，遂杀守令而反叛”(《后汉书》)。叛军先后攻巂唐(今漕涧)、博南(今永平)，焚烧民房，永昌太守王寻束手无策，仓逞出逃至叶榆(今大理)。朝廷当即动员永昌及邻近郡县“夷汉九千人讨之”，随后又得邪龙县(今巍山)  “昆明夷”卤承等之助，于次年(77)初“大破”类牢于博南(今永平)，并将其首级传至洛阳示众。如果说，这场发生在永昌辟郡之初的武装叛乱在当时复杂的政治背景下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的话，那么这场叛乱的迅速平定则在很大程度上铲除了汉王朝在这方极边之地进一步施政求治的重大隐患，客观上加速了皇权与王权、中原文化与土俗文化的接轨与磨合。此后，尽管郡内某些少数民族上层“叛服难常”(《后汉书》)，局部叛乱时有发生，但均未能酿成太大的社会动荡，边郡社会经济文化也日趋繁荣，而汉王朝蒸蒸日上的大国声威亦随之更著，境外诸多小邦或进贡，或内附，永昌道上使节不断，外交事务呈一时之盛。诸多史书并载——公元94年，水昌徼外敦忍乙国王慕延幕义遣使驿献犀牛、大象；

　　公元97年，永昌徼外蛮及掸国王雍由调遣使者“奉国珍宝”，和帝刘肇以金印紫缓相赐；

　　公元l07年，永昌徼外“僬侥种”陆类等“举种内附”，并献象牙、封牛；

　　公元120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安帝刘祜封其为“汉大都尉，并赐印缓、金银……”

　　这时的保山(永昌)，已成为汉王朝经略西南边疆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基地”和“中国西南方与天竺、大秦等国通商的大城市”(《中国通史简编》)，其特有的历史地位素为史家所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