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二世纪中叶，东汉王朝盛极而衰，朝政先由外戚把持而后又被宦官垄断，政治越来越腐败。据《后汉书》、《资治通鉴》等史书记载，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及特定的历史氛围中，边郡永昌也先后发生了两起与当时“大气候”直接相关且颇有影响的历史公案——

　　东汉顺帝(刘保)永和六年(141)，梁皇后之弟梁冀继其父梁商之后当上了大将军——这便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跋扈将军”。梁冀恃权弄政，为所欲为，全不把皇帝放在眼里。一些趋炎附势的郡守州吏则极尽巴结奉迎之能事，争相献媚行贿，以期钻入卵翼飞黄腾达。时任永昌郡太守的刘君世正是此等样人。永嘉元年(145)，他耗巨资命本地能工巧匠精心制作了一条纯金镶宝的花蛇，并派手下得力心腹跋山涉水，欲往京都洛阳将其献给梁冀以便为自己找个靠山。不料金蛇人蜀后，便被益州刺史种皓截住了。种皓生性耿介，对外戚飞扬跋扈、擅权乱政的行径十分反感，马上“驰传上言”，向朝廷举报了刘君世贿赂重臣的恶行。然而，朝中百官多慑于梁氏淫威，不敢声张。梁冀本人得知后十分恼怒：竞有人敢断他的“财路”，这还了得?于是“衔怒于皓”，不久便找了个借口年其逮捕解京，并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所幸太尉李固得悉内情冒险上书求救，种皓虽然丢了官，性命总算是保住了。那条金花蛇，则没收充公，交大司农署收存。

　　梁冀素知永昌乃“金银宝货之地”，工匠手艺亦十分高超，又听说那金花蛇美仑美奂、价值连城，遂派人到大司农署索取，名为借观，实则欲吞。大司农杜乔知他仍凯觎宝物，断然不允。梁自然怀恨在心，只是碍于杜当时颇受太后赏识，暂时隐忍了下来。此后的结局是：李固、杜乔最终还是没能逃出梁冀的毒手，两人以不同的罪名罹难后还分别被“暴尸城北”……

　　——这便是名动一时的“永昌金蛇案”。

　　梁冀倒台并服毒自杀后，东汉王朝的实权又转到了“倒梁”有功的单超等“五侯”(五个宦官)手中，他们卖官鬻爵，变本加利地胡作非为，政治之腐败、社会之黑暗，比外戚乱政时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必然激起一些贤能之士的强烈不满，而其结果则是“以卵击石”，许多人成了历史上令人齿寒的“党锢之祸”的牺牲品——永昌太守曹鸾就是其中之一。

　　东汉延熹九年(166)，“五侯”集团指使心腹诬告不与他们同流合污的司隶校尉李隋等大批社会精英结党“诽汕朝廷”，于是桓帝刘志下令逮捕“党人”二百余人。这些人后来虽大多获释，但却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终身不许做官。桓帝死后，灵帝刘宏即位，外戚窦武专政，重新启用“党人”，并与太傅陈蕃合谋欲诛灭宦官，不料事泄被杀，结果殃及池鱼：李膺等百余人很快下狱罹难，接着又有六七百人相继被囚禁、流放乃至折磨致死……时任永昌太守的曹鸾得悉此情后痛心疾首，愤然不平，遂于熹平五年(176)闰五月毅然上书，欲为众“党人”讨个公道。他在上书中说：所谓“党人”，要么是德高望重的长者；要么是年轻有为的英才，都应该用作治国安邦的栋梁，但却被长期禁锢，蒙辱含垢——那些谋反的窃国大盗尚且被宽赦，“党人”有什么罪?怎么惟独对他们就不能网开一面呢?难怪如今天灾不断，怪事频出，祸端都是由此而起啊!……他这番慷慨激昂、掷地有声的诤言是想劝谏天子更弦易张，“以副天心”(《资治通鉴》)，不料却引火烧身，为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尚未成年的汉灵帝在宦官们的胁迫下，闻奏“大怒”，立刻下令益州用槛车将曹鸾从永昌押解到了司隶所属的槐里县，并在狱中用棒槌将其活活打死。接着还以此为由诏告天下：各州郡必须彻底审查“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凡在任者一律“免官禁锢”，并连及五族。

　　——这便是发生在东汉王朝日暮途穷之际的“党锢”余案。

　　曹鸾罹难后，天下再无人敢对朝政的腐败说个“不”字，而东汉王朝也从此一蹶不振，八年之后，经“黄巾起义”轻轻一碰便分崩离析，并在诸侯割据的窘境中走上了穷途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