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离了古国、故郡的辉煌，朱元璋跃马扬刀，将成吉思汗的子孙们从马背上夺得的江山也从马背上夺到自己掌中，并以“恢复中华”的伟业丰劝和种种政治的经济的改良举措给曾受歧视的“二三四等人”(汉族及蒙族以外的各民族)带来了好心情，从而也为人们休养生息、安居乐业营造了相对有利的社会环境。历史名城保山，也就在“大明盛世”宏图渐展的同时，一步步走向了自身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黄金时代——物阜民殷、商旅兴荣、崇文尚教、风雅俗良……古城规模、规格及功能也再上层楼，并渐渐崭露出“城郭风烟半建康(南京)”的都市气象——

　　明洪武十八年(1385)，云南前卫指挥李观在太保山顶筑子城，随后又于公元1389年改建土城为砖石城。洪武二十八年(1395)，金齿军民指挥使胡渊再度锦上添花，改建并扩筑新城，遂“辟西城而广之，罗太保山于内，仿会陵(南京)城包钟山”之制。至此，府城永昌城市风貌基本定型：山、城一体，周长6．5公里的城垣上建有八道城门——东迎升阳；西矗安定、永镇；南设镇南、龙泉；北开仁寿、通华、拱北，并有城楼、角楼、钟楼、鼓楼等附属设施。且于城下开壕，门外设桥……规格之高、功能之全、气势之壮，均为当时云南之仅见，可谓“八面威风”。

　　显而易见，执政者之所以不惜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屡屡修城掘池并使之不断地“现代化”，当然主要的是出于守战方面的考虑，但城既筑成，对生活在和平时期抑或战争间隙的人们来说，亦不失为一种雄伟的风景——或许正是因为蔚为壮观的古城激发了人们的审美欲望的缘故，到了明中后期，保山的城市景点建设已有了引人注目的成就，给人的印象是“楼台亭榭因地而创”，“满城皆花，如锦如云”(《徐霞客游记》)，不仅有了一些知名的私家花园，还有了许多公共景点如“西山晚翠”、“雁塔倒影”、“法明晓钟”等。邓子龙“百战归来”两鬓已苍，别无他恋，却咏哦“千金散尽，只余湖上青山”，古城景致已可慰人于落寞之际了。当然，府城好景，以“文房四宝”最耐人寻味，其中一宝便是古城自身：“城是一张纸”——七十二条街，八十一条巷，垂直相交，呈“井”字状展开，布局严整，纵观横视，经纬分明，俨然一张方方正正、舒舒展展的“九宫格”……据说，保山之所以被誉为“文献名邦”，仗的正是“文房四宝”呢!

　　古城多古雅之士，亦多古雅之事：“布衣乡圣”的馨德善行、张氏父子的文心诗韵、落魄状元的盖世才情、“永半朝”的传奇经历等等名人妙事自是传世佳话，而“童生一联惊学道”的轶闻，亦耐人寻味——相传，明初某年广东曲江籍某学道到永昌(保山)选录秀才，判卷时读到一个名叫余民枯的童生的文章，颇觉艰深古奥，遂眉心打结，搁置一旁。这余民祜当时已颇有才名，得知自己将名落孙山，愤然之余，傲气顿生，恰闻学道要到九隆池游览，便抢先在池畔天一阁门楹上书贴一联：“绿柳锁烟波，春色不随流水去；红桃翻锦浪，文章岂尽曲江来?”学道接踵而至，忽见这墨迹未干之联，深感诧异：此联写景离理，十分美妙可赏，只是何以似有嘲讽自己之意?经询问方知乃落选童生所作，不禁心头一颤：莫非自己埋没了真才?于是急忙把余民祜请来相见。一经交谈，果觉其举止风雅，谈吐不俗，非常赏识。此时，录取秀才的榜文已缮写完毕，即将张榜，学道取来一看，却见榜上姓名为环形排列，大喜过望，于是将“余民枯”三字赫然添在榜首而为诸生之冠。

　　古城出古雅之物：传统的“四大雅艺”——琴棋书画中的围棋，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而保山人发明于明代的“永子”，则是古往今来举世公认的棋中圣品。“棋子出云南，以永昌者为上”，徐霞客360多年前说的这话便是定论。永子亦称“云子”，据《永昌府志》、《滇南杂志》等史籍记载，永子系以玛瑙石、紫瑛石合研为粉，再加上铅硝药料“合而假之”，然后用“长铁蘸其汁，滴以成棋”。其配料之考究，工艺之精妙、复杂，俨然是古代的“高科技产品”，产量极为有限，不仅为达官显贵、文士骚客所珍爱，还一直是奉献皇室的贡品，其质地细糯如玉，体坚而意柔；其色泽润如丽珠，明而不炫；形面凸而不显，身扁而不觉其薄：“黑白两道”，白呈象牙之色，通体流光；黑透碧玉之泽，边闪翠环。再加上紫柚木精作之棋盒，可谓珠美椟贵，荧仑美奂。据说，以此对奔，触子心舒、着盘声铿，因其导温性低，且有冬暖夏凉之妙。惜乎如此珍品已存世极罕，几成孤品，而其正宗的烧制绝艺也不幸于清代末年失传了。

　　在占城棋盘似展布的诸多古街幽巷中，不少称谓都是有“典故”的，如“铁楼街”、“香住巷”等。前者系因诗人张含得丽江土司木氏“赞助”新筑一楼，状元公杨恒戏题一额名“铁楼”(将古体“铁”字分而用之，意讽其为“夷金所造之楼”也)而得名；而后者，则记存了一个亦真亦幻、催人泪下的人间悲剧——据《嘉庆重修一统志》记载及口碑相传，明天顺至成化年间，在永昌城中的一条小巷(位置在今兰都大酒店与保岫广场之间)里，住着一个名叫谢定的秀才，其妻住氏，秀外慧中，勤谨持家，孝敬公婆，贤名播于四邻，很受人们敬重。成化二年(1466)，谢定被选拔为贡生，顿时踌躇满志，决定趁热打铁，进京求取功名。住氏以公婆年高、二子尚幼为由，劝其以养亲教子为重，不必远出求仕。

　　但谢定执意要去，住氏只好倾其所有，为他筹措盘缠。谢定走后，家中生计全都落在住氏一人肩上，她咬紧牙关，白日里割草伐薪，黑夜里绩麻织布，含辛茹苦养老抚幼。转眼九年过去，毫无谢定音讯。二老思子成疾，相继去世：住氏孤立无援，度日如年，历尽周折总算从一什商人那里打听到谢定已在四川开县做了多年加县，于是才松了一口气，并让谢宝、谢英二子入川寻父。半年后，谢定的一位同窗从四川寄来一封信告诉住氏：谢宝、谢英到开县时，谢定早已另有家室，其后妻胡玉容刻薄阴毒，宝、英二人入其家不久，俱双双天折……住氏看完来信，一时天旋地转，昏厥于地。当她苏醒后，悲愤与绝望驱使她异常平静地将门栓死，然后默坐中堂，从此滴水不进……后来，小巷处处异香扑鼻，四邻惊诧莫名，相互探询，最后方知异香乃住氏香魂所化：于是城乡民众纷纷闻讯前来拜祭，并在小巷为她建起了祠堂，题名“香传住氏”，以昭其贤。“香住巷”也由此而得名。

　　如果说，“香住巷”的故事太过凄婉也太过“传奇”的话，那么，占城保山—年一度的民间盛会“赶花街”，就显得分外温馨怡人了：“花街”始于何时?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但老辈子人都说：古来就这么兴的!其实，世间万物都有自己的“根”，“花衔”当然也不例外。近些年来，一些地方文史工作者已经扯着岁月的藤蔓，初步触摸到了古城“花街”的“根”。

　　据考，保山人爱花种花的历史，可上溯至汉晋而以明清为盛。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曾盛赞保山“春时，群花竞放，凭高望之，满城皆花，如锦如云，极为佳丽”、而向代乡贤张志淳则有《永昌二芳记》专论本地花事。可见，保山的园艺水平在当时即很可观。当然，作为一种兼具“节庆”与“市场”双重功能的民俗活动，  “花街”的出现与成型则是晚些时候的事，目前较为可信的说法是：清咸丰末年(1861)，保山发生兵乱，随后瘟疫流行，需要大量中草药材治病救人。时值端阳，城外四乡一些头脑灵活的庄户人便不失时机地采集些对症不对症的花花草草、根根叶叶入城聚市，果有微利。

　　此后随着城市复苏，每逢端阳佳节，古城街头便花药盈市，曰“赶药街”。至兵劫既过、疫情止息，素来祟美喜花的保山人又有了植花养卉、美化家宅的闲情逸致，于是，各类花卉盆景、灵鸟异虫亦入“药街”求售。这时，或许人们觉着“赶药街”不吉，遂将其雅化为“赶花街”，并约定俗成，相沿成习——其时大约在清同治年间，即1870年前后。花街既临，花香如浴。妇女们在尽情赏花观鸟之余，大多要到药草市场买下些芳香叶、透谷草、血管草及黄藤等，端阳一过，便将其配成方剂烧汤浴身，以达到洁肤爽身、舒筋活血的目的，向时还可治疗某些关节、皮肤不适及妇科疾患。这既是习俗，也是当地人防病治病的一种偏方。花街以展销花乌虫鱼等为主，各种果苗花秧亦随之大量上市并十分畅销。城乡居民一般都要买些桃苗呀柿苗呀的应时栽下。

　　据说，端阳这天是黄道吉日，插根杵捧都会生根发芽，而老天像也知道这天人们要栽花植树，无论如何也要下一阵子雨——那是帮老百姓浇“定根水”呢!事实上，端阳节也是保山民间传统的“植树节”——如今，传统的“赶花街”已由以往花乌药草交易的单一格局，扩展成为融花药盆景展销、经济技术合作及文化娱乐活动于一体的地方性社会经济文化盛会，街期也由一天“赶”成三至五天。时人赞曰：“花海应时涌万紫千红流新韵；雅俗因地宜一城百姓沐古风。”这情景，着实令人销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