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山置府，始于宋代大理政权改永昌节度为水昌府之时，元至元十一年(1274)后亦改永昌三千户为永昌府。明初，永昌府、卫相参同治一地，军民分属，军机政务及各项社会事业均有一定之规，故辖域内政通人和，“民虽未富，犹得粗安”。此后不久，由于边事频起，为便于征发和集中使用人力物力，遂废永昌府，存金齿卫，并将其改为金齿军民指挥使司，实行“军事管制”，政令出于军卫，以民力支持浑务。此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边防的稳定的确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时间一长，其无法克服的弊端也充分显露并越演越烈。其利害关系在时任云南巡抚的郴州人何孟春于嘉靖元年(1522)所上《请复置永昌府治疏》中描绘得相当到位。

　　金齿(今保山)军民指挥使司始设于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其成因除上文已述外，还有一个很要害的缘由，那就是“指挥使司”，制属土官衙门，其官职可以世袭。时任金齿卫指挥的胡渊之所以热衷于此，终究不能排除“意在专制”，欲“世世专有此土”的嫌疑，因为事实上胡氏的确这么做了——尽管何孟春也承认改制之初，持有筑城之功的胡渊“深结夷民之心”且“需素少而粮差额轻”，“故夷民安，财用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专制体制所固有的弊端也就暴露无遗了：先是执政者“尽意贪剥”，致使“夷民渐困”，接下来便是“指挥千百户等官，凡经收钱粮，皆先取以阿奉权势，因而窃入私家花费”，且横征暴敛但取不恤，甚而至于广占民田为官庄，致使城郊农民纷纷逃散——如凤溪长官司(今金鸡乡，一说老营乡)曾逃得仪剩数家，几乎成了一个无人区。而官家则腐败盛行：“典马典军，费以万计；磕头见面，亦要数千”。面对治下如此肮脏的社会现实，身为一省巡抚的何孟春“忧如焚灼”，在广泛征询民意的基础上认定：只有“复府治、设流官”方可兴利除弊，救民于水火之中。为此，他还在上疏中立下“军令状”：若所奏获准而效果不佳，自己甘愿“万死以谢妄言之罪”。

　　明世宗闻奏后，于嘉靖元年(1522)准其所奏，改金齿军民指挥使司为永昌军民府，领州一(腾越)、县二(附郭、永平)及安抚司、长官司若干，铨选“素有才干”的严时泰为知府，并亲赐玺书，今其“稽考制度，创造衙门，宣布条章”，“顺其土俗之宜，施以安利之政……务使军民脱往时剥削之苦”，为示所托之重，朱氏还在敕书中用了“专城之寄”这样语重心长的话。

　　严时泰奉敕赴任后，果然不负圣望，“乃画定制，修葺署宇，抚安疮痍”(《云南通志》)，并于嘉靖三年奏请朝廷设立了保山县以辖附郭各里(自此，源于永昌城西太保山的保山之名与“永昌”同行并最终取而代之，成了永昌古城暨郡、府故地省辖市级政区的今名)，从而使古城社会一改旧观，遂以“宜有”之法，“惠流远徼”(杨廷和《永昌府治记》)。永昌废司置府，从议至决至行，经巡抚上疏、皇帝赐敕、宰相作记，不失为明代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严时泰任职五年，卓有政绩，离任时特将当年所领明世宗所赐“玺书”原文及杨氏之记于府署建楼勒石，以昭后世。而这时的保山已萌政通人和之象，百姓们对“我食我力，无豪夺我者也”及“我婚我嫁，无胁诱我者也”(《永昌府治记》)的新的生存环境心存感念，不禁“室家胥庆”；城中士绅则钦服于严氏政德文才，并主动收集其诗文刊刻《专城集》一卷行世，惜此书为后世所佚。

　　永昌府制重建后，一直沿续到辛亥革命后的公元1913年，历时3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