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监和太监祸国殃民，历来是中国占代政治领域中一个恼人的话题。明王朝开国之初，虽然也曾相继推出过诸如减役薄赋、奖励农桑、军屯垦荒等一些有利民生的善举，但不等老百姓把小日子盘好，皇宫内院、王候将相便一个个开始穷奢极欲地腐败起来，而腐败者的大腹历来是用老百姓的血汗填充的——“镇守太监”，便是皇家直接插在百姓们肚脐上的一根吮膏及髓的吸管。

　　据《明实录》等文献记载，云南出现“镇守太监”和“镇守衙门”当始于明洪熙元年(1425)，明仁宗朱高炽“适中官云仙往云南镇守”，其动因是“联初即位，虑远方军民或有未安”，希望内臣为其分忧，“务令军民安生乐业”。自此，镇守太监便成了权倾一方的天子特使，起初还多少干点正事，此后不久便成了贪残无状的一方阎罗，而以边地保山受患最为深重——通常，明朝内臣外用均为一省一镇，云南却一省两镇：除镇云南者外，尚有专镇金齿(保山)腾越(腾冲)的衙门，这就是说：保山一方百姓的肚脐上同时被插上了两根夺命的“吸管”。

　　古代保山素有“金银宝货之地”盛名，加之农业发达，商业、手工制作业也倚古道之便悄然兴起，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为高，素来是历代统治者眼中的一块肥肉。至明景泰末年(1455年前后)，曾随王骥征麓川的都督毛胜“知金齿(保山)供给甚多，遂营干镇守”(《何孟春请复置永昌府治疏》)。一些太监得知毛胜发了大财，便纷纷接踵而至，边城“镇守之祸”由此愈演愈烈——

　　成化六年，恃宠网利、素宝无计且已使“云南人大为所苦”的内臣钱能被明宪宗见深“永令镇守”云南，一些贪赃无耻之徒纷纷附势，为虎作伥。时任金齿(保山)指挥佥事的卢安便是其中的一个；此人不仅“不避艰险”，  “屡取宝石入员”，为钱能立下了敛财之“尤著”奇功，并很快荣升金齿指挥同知，还受钱能指使，挥舞着“指挥同知”的令箭陪同钦差景赍“遍历”辖域内各宣抚司“求索”。囊肥腰胀之余，又生淫欲：竟以特许“开设衙门治事”为诱饵，力助景赍“逼淫曩罕弄(傣族头人)孙女”(上引语、句均出自《明实录》)……面对这些恶行，巡抚云南右都御史王恕等实在看个过眼了，就狠奏了一本。结果，景赍回到金齿(保山)后即被逮捕，遂投井自杀。而始作俑者钱能仅得了个“降敕责之”(相当于今大的“通报批评”)的“处分”，且还为其帮手“求有”，而天子居然也“从其奏”，天大的案子也就不了了之了。

　　再如成化十六年(1480)，镇守金、腾的太监王举向孟密土司“素宝石不获，遂疏其叛木邦之罪，请征之”(张志淳《南园漫录》)——勒索未遂便欲刀兵相加，置人于死地，镇守太监们贪婪无耻之颜、狠毒无常之心也真够令人发指的。10年之后(1490)，王举寿终正寝，有关官员在清理其遗物的时候发现，这位在生前曾“造作奇玩器物额外进贡”的镇守大人竟为自己留下了价值连城的无数金银财宝，在奉旨“一并解送来京”之时，由于金银器皿多得无法装运，只好熔化成锭并与大量宝石、珍珠、象牙等——道装箱，而还有许多“重大难致”的“奇玩器物”如翡翠屏风、玉质石床等，也就只好就地“库藏收贮”……

　　继王举之后，太监吉庆为聚财敛宝，同样无所不用其极：伙同一班心腹恶吏，巧取豪夺，稍不如愿便动用私设之牢狱，滥施酷刑，甚而至于“卖放金齿操军四百名，使纳银贝”(《明实录》)——为些许碎银竟以军国大事为儿戏，其“利令智昏”到了何等程度!除却豪夺，此公亦擅长“巧取”：一次，他外出“安抚夷民”，渡怒江时因船筏遇浪受了点无险之惊，于是“急中生智”，登岸之后立即“追责”潞江安抚司的惊吓内臣之“罪”，并强令线氏出银为其“赎魂”——如此绝妙的名目，也真亏他想得出，而且还真说到了点子上：权监们的“魂”，说穿了也就是银子。

　　镇守太监们为祸一方的累累恶行，尽管多曾引起当地民众的强烈不满甚至暴力反抗，许多良知未泯的朝廷命官如巡按御史等也多曾上疏弹劾并“乞旨裁革”，但其主子一概以不变应万变，咬死两个字：“不允”。而有的地方官还因此而获罪，如正德十五年(1515)，朝廷增派镇守金、腾太监二员，巡抚云南右副都御史王懋闻讯后上疏奏言：保山、腾冲“军不满一万，户不及一二里，科扰之害已为因极”，乞将其“并赐罢革”。武宗皇帝朱厚照闻奏十分恼火，当即下诏“责其泛言滥举”之罪，随后还“夺”去他两个月的俸银……

　　——如此种种，并非“圣上”们不明，恰恰相反，他们不但比谁都更心知肚明：镇守太监们干的，正是他们所需要的；而且他们还知道“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大下的奇珍异宝本来就是“天生”的，他们既为“天子”，取之何妨?而偏偏保山——腾冲之间又有这么一条“宝石路”，岂可自断这么一条“万宝鳞萃”的大好财路?难怪镇守们有恃无恐，“日取之财必干必万”；“岁贡之利莫考莫稽”，以致“纵横取索，椎体剥肉，倡言不恤”(何孟春《请复置永昌府治疏》)；而壮胆执言的谏官们雪片般飞舞的“奏疏”自然就如同现代人说的“嘴皮上抹石灰——白说白讲”了。

　　如此腐败黑暗的社会现实，曾使故郡名士张志淳、张含及落难于斯的新都状元杨慎等百感交集，并留下不朽的檄文：淳以史为匕，曰： “正德时，内臣势殊大，金腾镇守，每不及三年辄易……其前后若吉庆、张诚、朱奉、王旸、孙绪、刘裕皆无辞去者。如张诚之贪酷，王旸之愚宾，刘裕之昏虐又特其……” (《南园漫录》)廖廖数语，便把一干“人犯”永远钉死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含、慎二人则以待为史，长歌当哭。张含唱：“成化年间宝石重，私家暗买官家用……钦取旗开山岳摇，鬻男贩妇民悲号……”(《宝石谣》)；杨慎和：“永昌城南宝井路，七里亭前碗水铺……安得仙人缩地法，宝井移在长安街……”(《宝井谣》)，一唱一和，词锋凌厉，立意奇崛，多少为吃尽权监苦毒的这方土地和生活在这入土地上的善良的人们出了口心头闷气。

　　“镇守”之患，直到嘉靖九年(1530)明世宗“明见万里”，下诏“裁革云南镇守太监”之后，才算暂告清除。经历了—个多世纪贪残盘剥的边地各族民众噩梦依稀，不禁“有若更生”(巡按云南御史毛凤上世宗疏)。只是好景不长，数十午后的万历二十七年(1599)，朝廷复“遣内监杨荣开矿云南”，名为“开矿”且头衔也变成了“税监”，干的却还是“镇守”们的老本行，“成就”亦毫不逊色——短短六七年间，杨荣便食宝而肥；“恣行威福”并先后“杖毙数千人”，“人称之曰‘千岁’”(《明实录》)。但历史是无情的，贪残一时的这位“杨千岁”最终还是被他激怒了的军民数千人纵火焚宅，先擒而后杀，并“投尸烈焰中”(同上)……

　　杨荣既死，“税监”之患亦渐敛——或许，“圣明”的天子从杨荣之死又悟出了个真理：与奇珍异宝相比，还是江山社稷更要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