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保山是—个书香浓郁、人才辈出的人文荟萃之地：早在二干多年前的西汉时期，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在开益州郡、置不韦(今保山)县的同时，迁中原文化望族——秦相吕不韦后裔、南越相吕嘉子孙宗族“实之”，从而使中原文化首次“度博南，越兰津”进入保山并与当地土俗文化发生了最初的碰撞；至东汉时期，永昌开郡，百任太守郑纯“身自为教”，使永昌(今保山)“白汉有学”；至武侯南征，“攻心为上”，汉文化自然也就“随军南下”广为传播。而这时节的边地保山已颇有些“修齐治平”的人才厂。如吕凯，他不仅在危难之际“执忠绝域”，抗强保境，还写得一手好文章，故备受诸葛丞相推重——当然，这还是古代保山主流文化的发蒙期，就“教育事业”的成就而言，则因史无确载而无从评估：据说到了元代，保山曾建庙学、府学，至于办得怎样同样无可稽考。

　　明成化、正德间(公元15世纪中后期)，古城出了个学识渊博、德高风古的布衣奇人——姓杨名元字务本，别号象山。他自幼聪而勤学，在其师余谷门下潜心攻读，涉猎极广，遂知天文、晓地制，四书五经六艺无所不通。曾为国子监生，却无意功名，“隐居不仕”(《大明一统志》)，先于城内城隍庙开办私塾，后于城南辛街创立乡学。所授门徒甚众。由于才高品端、教学有方，生徒中成名显绩者颇多，流泽所及既广且久，遂成为保山人心中的“布衣乡圣”。著名学者方国瑜先生编纂的《保山县志》稿称：杨务本先生是开创保山文教新篇章的先贤——从一定意义上说，“肇于汉武，发蒙于武侯”的保山教化，正是因“象山先生开其先河”才“人文蔚起”(《保山县志》稿)迅速步人了此后兴盛一时的黄金时代的。

　　杨务本虽一袭布衣，却沁血润物，教出了不少以品学兼优而功成名就的拔尖人才——成化甲辰(1484)进士及弟、官至户部右待郎的张志淳便是其中之一。张志淳(1457—1538)，字进之，号南园。生性睿达，好学精进，深受恩师垂青。人仕后常思师训，直着腰杆做人，躬着身子做事，政绩颇佳。不期宦海险恶，终因遭人暗算被免官归里，遂闭门谢客，著书自娱。名著《南园漫录》凡十卷，内容涉及故郡历史、地理、艺文、边事及风土民情、奇闻掌故等，尤以记述本省本府事十分翔实可读，堪称云南最早的一部风物志，问世以来，一直被视力滇之奇书，并同作者的另一名著《永昌二芳记》(中外因艺史上第一部系统研究山茶、杜鹃两大名花源流的专著)一道，被《四库全书》载入或存目。

　　张志淳事业有成，文名亦著，却不忘饮水思源，躬行尊师之道。相传他晋升为户部右侍郎后，奉旨回乡扫墓，永昌官绅皆驱马乘轿出城相迎。进入城区后，张忽见启蒙恩师在让道的行人中一手提束松毛卷(燃料)，一手叼着蓝衫两角，不知兜着什么。遂急命住轿，恭行面师之礼，并以锦绣官袍为兜接过师尊衫中之物，原来竟是升许白米。然后，他又接过松毛卷，恳请老人上轿，自己则提薪兜粮随轿相送。其余官绅见状，谁能安坐轿内?只好依样画葫芦弃轿跟行………这一佳话，至今仍被保山人用作教育孩子尊师的“历史教材”。

　　杨务本一生别无他鹜，教书为业、束脩糊口，家徒四壁，生活十分清寒。一个除夕，家中荤素缺如，只好狠狠心让妻子将司晨的雄鸡宰了。不料鸡熟厨香之际，邻妇祁氏忽然破门而入，硬说锅里煮的是她家的鸡。先生无以分辨，让妇人连鸡带汤一锅端了去。妻黯然垂泪，先生暖语解劝。不多时、那邻妇红着脸将锅端回，说她家的鸡找到了。先生亦不嗔不喜，以礼相传。张志淳或许也听到了诸如此类的故事，便煞费苦心地欲将先生迎至南京以安度晚年。杨务本为其真诚所动，遂欣然成行。可他秉性淡泊，过惯了粗茶淡饭的平民日子，京都官邮的威势、闹市的繁华使他生出了一种灵魂失所的落寞之感，于是郁郁寡欢，执意要回乡执鞭。张志淳苫留不住，只好顺从。本欲将自己的积蓄孝敬恩师，又深明老人脾性，遂心生一计：请工匠特制毛笔数打，管填黄金；“墨锭”数盒，皆黄金为体，涂以浓墨。先生见学生笔墨相赠，欣然纳之。带回保山后，随即分赠亲友门生，自己仅留墨一锭，本欲存以为念，可又有人索赠，他亦不吝与之。

　　杨务本安贫乐道，平生除“传道、授业、解惑”外，还著有易理、数学方面的书稿及大量诗文，惜今已全佚。他膝下无子、囊无余银，谢世后由学子殡葬于今辛街中心小学校址内。后人仰其馨德，慕其高义，念其师泽，曾就墓地建象山洞(另据《大清一统志》载：象山祠在“太保山麓，把明处士杨元”)，并撰《杨象山先生词堂记》，其中提到“赠墨失金”一事并评说：“象山非不知其为金也，但所重者不在此也。”可谓一语中的——笔墨填金，哪有历久不觉之理?能“糊涂”到如此境界的人只有一类：大智若愚的至圣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