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西反攻之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场英勇悲壮的殊死拼杀中，保山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倾其所有、所能支援前线，为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也承受并付出了无与伦比的巨大牺牲。陈毅元帅有句名言：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老区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滇西反攻的胜利，则是边区人民尤其是苦难深重的保山人民勒紧裤带，在崇山峻岭之中用肩膀扛出来的!

　　据当时县府不完全统计，自1942年远征军10万大军经保山人缅作战至滇西反攻告捷的两年多时间里，仅有36万人口的保山县(含今施甸县)先后为战争征招兵员2万多人(含反攻前)；征用民工1542万多工日(含筑路所征工日)，骡马驮牛151万多工B5提供军粮(大米)7100万斤、猪(牛)肉46万斤，豆料892万多斤、家具用物6．8万多件，棺木13350口、枋板2．3万余丈、电线杆5494根；支前过程中，被敌杀害及途中病死、累死、冻死饿死民工3854人，死亡骡马驮牛5904匹(头)……数字通常都是枯燥的，但倘若我们将上述一系列庞大的数字放回当年产生了这些数字的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认识的话，那么，这些数字就是有血有肉的了——事实上，它们正是保山民众用血、用汗甚至用生命一点一滴凝聚起来的。

　　自1942年远征军10万大军取道深山入缅作战，保山便无可选择地成了一个事实上的军事后勤保障基地。远征失利，日寇突至惠通桥，保山又成了蜂拥而至的溃兵、难民、华侨及伤病军官的接待站和收容及遣散中心。而这时的保山民众刚刚才从浩大的筑路工程所必须承受的沉重苦役中稍稍缓过一口气来。接踵而至的灾难复又将他们推入了水深火热之中：“五四被炸”，死难者尸骨尚未尽殆，无家可归者尚未安居，暴虐的瘟疫又夺去了至少6万人的生命……而当反攻在即，16万大军云集于此的时候，元气未复的保山又成了一个“大兵营”：整个保山坝子及西、南一带市镇村寨几乎都有驻军，小小县境，竟先后驻扎了包括1个司令长官部、2个集团军部、5个军部在内的军事机构60多个。其军需粮秣、人夫畜役乃至烧柴用灶俱大多就地征用，民众负担之重无以复加。

　　然而国难当头，赤贫中的保山各族人民硬是在经受了惨绝人寰的大灾大难之后，用每个人胸口尚存的一丝热气，燃旺了保家卫国的火焰——青史有记的一个个刻板的数据所代表的那堆积如山的军粮和肉食的背后，无疑包容着许许多多保山妇孺的饥饿；保山人为前方阵亡将士预备了上万口棺木，可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罹难之时，确实常常连一块蔑笆乃至草席都无法得到；为确保前线供给、保山各乡镇村均建立了“军民合作站”，协助军方筹措粮秣，组织运输。在艰难困苦的战争环境中，民力枯竭，人们节衣缩食，凡家里拿得出、前方用得上的东西几乎都无条件地用在了抗战上：大到骡马驮牛，小到数斤大米、一扭柴薪、几把火麻甚至老太大们的裹脚布(用于打草鞋)……很长时间里，家家户户的男丁们几乎都应征当了支前民工，他们或修筑工事、或抢修道路(有时也奉命大规模破坏公路)、或运送粮弹伤员，均自带口粮、行李、饮具，风餐露宿，不停地穿行在瘴疠肆虐的怒江河谷及鸟道入云的高黎贡山群峰众壑之间。饥饿、寒冷和疾病，使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去就没能再回来。农忙时节，在山山坝坝的田垅里辛勤耕作的，只有老人和妇女……

　　在贫苦民众默默地尽着“匹夫之责”的同时，保山也涌现出了一些“为国干城”的知名人士。他们或不惜倾家荡产以资抗敌，或弹思竭虑以组织民众，或亲冒矢淌以击寇保境，并以各自的方式和途径为抗战的胜利作出特有的贡献——

　　旅缅侨领梁金山(1884—1977)是抗战中最早把个人命运与民族兴亡联系在一起的保山侨商之一。“九•一八”事变后的十来年里，他几乎把自己多年惨淡经营得来的全部家产都贡献给了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义之中：  “一•二八”战起，他捐银4000两给上海十九路军；华北抗战，他捐银5000两给古北口宋哲元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又捐卡车80辆(用于滇缅公路抢运物资)、战机一架，并按月捐献卢比100盾；中央分派云南的“救国公债”，他一人便认购了总数之半，他于战前捐修惠通桥的壮举更是名动于初而功昭于后。

　　潞江土司线光天则是一位傣族人民的英雄。作为“世世专有”潞江坝这块热土的线氏传人，他于“领地”沦陷之后，毅然接受了远征军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所委“边区自卫军潞江支队”司令之职，组织当地傣族、德昂族同胞奋起抗敌，曾多次主动寻找战机，于松山、坝湾、跑马山等地伏击日军，还献出了司署所储粮食30多万斤为江防守军军粮。宋希濂将军与李根源将军曾联衔赠匾，称其“为国干城”。

　　教授出身的云南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李国清(1898—1954)受命于危难之际，从书声琅琅的学府来到刚被夷为废墟的保山。到任伊始，保山城乡正处于凄风苦雨的悲惨日月：城郭被炸、瘟疫横行、物资匮乏……李国清迅即卓有成效地组织民众重建家园、恢复生产、安定生活，从而使大劫之后的保山社会逐步从一派“死”气中“活”了过来。反攻期间，他弹思竭虑，在民力枯竭而军需BJ曾的艰难条件下，他义兼保山县长之职，并亲临各乡镇宣传动员和组织民众奋勇支前，曾先后九次同各乡富绅筹借粮米以解前方断炊之虞，确保了军队的续战能力，深受军方各将领钦敬。李国清学深德厚，注重民生。战后每每谈及保山民众抗日伟绩及所作牺牲，无不悲痛难禁，甚至声泪俱下……

　　上述这一切，历史学家方国瑜先生看到了，于是他说：“自31年(1942)春至34年(1945)秋间，保山之人力、物资，为配合军事，已竭尽所能，贡献国家”(《保山县志》稿)；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将军肯定也看到了，于是他说：  “此次反攻胜利……保山之协运粮弹，贡献尤大”(同上)。

　　滇西之战，首开全国各战场大举反攻先例并全歼顽敌一举实现恢复失地、打通战争生命线等全部战役目标，堪称中国抗击外族侵略史上的一座高标青史的丰碑——如果说，数万远征壮士的英魂就是高耸人云的碑身的话，那么，其大地般坚实的碑基，便是滇西人民尤其是“贡献尤大”的保山人民的血汗所凝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