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西南的蜀(今四川)及“哀牢夷”区(以今保山市为中心的怒江中游流域)有着相对发达的农业文明，尤其是以农业生产为依托的纺织技术水平较高。诸多典籍并载永昌(今保山)“宜五谷蚕桑”，“知染彩文绣”，其所产“桐华布”质地“柔如丝”且“洁白不受垢污”；“兰干细布”(芝麻精纺织物) “文如绫锦”，均为当时的出口名牌产品。《史记》所载张骞在大夏(今阿富汗)看到的“蜀布”，据史家考证即为古代四川所产丝绸及“桐华布”、  “兰干细布”的统称。至迟在公元前四世纪，蜀地商贾便赶着马帮，循着云水迢迢的崎岖山道“度博南，越兰津”来到哀牢地与印度商人从事“边境贸易”；或者继续西行至今伊洛瓦底江上游，继而“越过亲敦江和那加山脉，到阿萨姆，沿布拉马普特拉河谷再到印度平原”(陈茜《川滇缅印古道初考》)，直接进入印度市场。这样，中土的纺织品与缅甸、印度的黄金、“光珠”(宝石)等商品就使中国与外部世界结成了相对稳定的“进出口”关系。这种民间贸易往来持续了很长一个时期后，互惠效益日趋显著，自然引起了有关各国官方的关注，如在汉武帝欲打通“蜀身毒道”之前，东西贸易的另一中转地伊朗王国还铸造了金币，并修筑了到印度边境的弹道。为垄断中国、印度与西方贸易的“转口权”，安息王朝(前247—前226)曾经和罗马帝国发生过战争。

　　当然，上古时期的丝绸等精纺织品对于西方及宝石、黄金等物对于中国都是非常珍贵的，只有奴隶主抑或封建贵族阶层才有权享用，因此当时贸易量是有限的，这种贸易最突出的历史作用在于沟通了东西方的经济交流和文化联系。两汉以后直至唐宋经济繁盛时期，“西南丝绸之路”才逐步进入黄金时代一一永昌郡的设立及永昌道的“全天候”开通，则是古道步入辉煌的一个划时代里程碑。

　　哀牢故地永昌(今保山)，自汉武拓边置县(不韦)开通“蜀身毒道”后，即作为“中国西南方与天竺(印度)、大秦(罗马)等国通商的大城市”(《中国通史简编》)而卓立于古道要冲，其辖域“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  “出铜、铁、铅、锡、金、银、光珠、琥珀、水精(晶)、琉璃、轲虫、蚌珠、孔雀、弱翠、犀、象、猩猩、貊兽”(《后汉书》)——上述物产中，有些并不产自永昌本土，而是来自缅甸或印度。而类似的记载在三国的《魏略》及晋人的《广志》等史籍中也能看到，可知自汉至晋，缅甸、印度的贵重物品继续经由永昌输入中国内地，而随着商品贸易的日趋繁盛以及由此奠定的国际通商城市这一历史地位的日趋突出，外籍商人也不断进入永昌寻求发展，其中一些人还由“行商”变为“坐商”——《华阳国志》载永昌“有闽濮、鸠獠、骠、越、裸濮、身毒之民”，其中“骠”当为来自“永昌西南三千里”的骠国人，“身毒之民”则是印度人，他们都是来此经商的外国侨民，作为永昌人口构成中的“少数民族”成分，有的可能还入了永昌“郡籍”。

　　唐宋时期，云南先后兴起了南诏、大理两个地方民族政权，但传统的对外经济交流并未停顿，而且还有了进一步的拓展，而永昌(保山)仍然是千里古道上最重要的对外通商城市，故唐人张柬之和末人吴曾都论及永昌“西通大秦，南通交趾”，并“多出异物”。这一时期，云南及中原地区通过永昌古道与“永昌徼外”诸国的商贸活动十分活跃，且“交易之处，多诸珍宝，以黄金、麝香为贵货”，“进口商品”还有贝齿、越诺布等。

　　元代，蒙古王国在定鼎中原之前先灭大理，云南与缅甸联系更加紧密，永吕道卜商贾往来愈显频繁。著名游行家马可波罗于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一来到“大汗版图”的“卡丹丹省省会永昌(今保山)便发现，在这个商贾如云的“西南—大都会”里，人们“以黄金作通用货币，以重量作计算单位。也有用贝壳的”，而这一地区的金价很低：五盎司银子就能兑换一盎司金子，“所以输入银子到这里的商人，获得了巨大的利润”——这就是说，当时的保山已出现了相当规模的原始金融市场，并有许多人因从事货币的炒作而发了大财。

　　明清时期，中国封建经济尤其是手工业迅猛发展，产品商品化程度大为提高，对外贸易的品种和规模随之扩大，丝织品、钢铁锣锅、布匹、瓷器、烟、茶等物大量源源输出，而玉石、棉花、琥珀、象牙、鹿角、盐、鱼干等物也内境外源源进口。其中缅甸的棉花在明代开始大量输入云南，极大地刺激了云南手工纺织业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的输出项目已不局限于普通商品，特殊的商品——劳务及技术输出也呈一时之盛：大批开采玉石和宝石的技术工人“走夷方”，使缅甸玉石、宝石产量激增，并使永昌道很快成了一条“玉石路”、“宝井路”。宫廷采买官、镇守太监纷至沓来，专买乃至专索玉石、宝石；雄商大贾亦云集保山、腾冲冲商品交易量的剧增带来了原始运输业——马帮的崛起。据有关资料记载，有的大商队以二四百头驮牛或两子千匹骡马的规模往返于中缅边境地区，运送各类进出口商品，而拥有数十上百匹骡马的中小型马帮则更是你来我往，铃声不绝……

　　岁月悠悠，永昌道上的许多路段的顽石悬磴之上，都赫然镌刻着许许多多“造型”奇特的深深蹄窝——这是无数马蹄经过一个又—个世纪的不懈跋涉完成的举世罕见的奇异石刻!这些蹄窝，似—首延绵不绝的无字史诗，生动地铭记着古道的岁月风霜和曾经拥有的繁忙与辉煌，深情地咏叹着穿行于险山恶水之间的一代又一代先行者们开拓进取的执着信念以及为此所经受的艰难困苦。请听一位古代客商的嗟叹：

　　冬时欲归来，
　　高黎共山雪；
　　秋夏欲归来，
　　无那穹赕(潞江坝)热；
　　春时欲归来，
　　手中络赂(盘缠)绝。

　　可见，迢迢云路，虽商机多多，而风险和艰辛亦如影附形。

　　从远古启程的千里古道，至本世纪初叶仍呈旺象，永昌道上“上则珠宝，次则棉华，宝以璞来，棉以包载，骡驮马运，充路塞道”(《腾越厅志》)的盛况不减当年。抗战时期，日军严密封锁我各出海口，1939年通车的滇缅公路——一度成为我国唯一的国际陆路生命线，盟国的援华物资经缅甸源源输入，有效地增强了我抗日战力。直到太平汗战争爆发，日寇占领缅甸并陷我怒江以西大片国土，在漫漫历史长河中穿行了二千多年的“蜀身毒道”才被迫归于沉寂；它的历史责任，则在日寇溃灭之后承继给了复通的滇缅公路及新筑的又一条现代化的“蜀身毒道”——中印公路(史迪威公路)。从此，“水昌道”空谷传响的驮铃，便化作了向遏行云的声声汽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