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村庄，却有一股书香气在村庄里流荡。

　　暮归的老个穿过“人物咸熙”的小巷，挑柴草的女人绕进“说礼敦诗”人家，老农在“文治兴昌”门坊下的古碑石上磨锄荡镰……如今的中国能看见匾额和木刻楹联的地方大约都是寺庵庙宇、楼台亭阁或旧时的宫殿古迹。在和顺却遍地是文章。门头悬匾，柱头挂联，墙上镶碑，巷口立坊……

　　走着走着，猛然抬起头来，让人常常大吃一惊的是门头巷顶上的那一道匾额，一副楹联，黑底描金，朱红套漆，虽经风雨别蚀已落尽色泽，可那极考究的书法和文词使你叹为观止。认真一看，题匾写字的竟是些在云南和中国都很有点名气，名字如雷贯耳的人物：北大校长胡适、于佑任、民国代总统李根源、护国大将军蔡锷、孙中山护法军政府交通部部长赵藩，还有熊庆来、龚自知，……我有很长很长时间弄不明白，这些名家何以知道这个遥远的边陲乡村，他们那些不肯轻易的名句手迹又何以来到这些门额柱头上。

　　风俗接引着历史，传统总是连着血脉，对儒家文化的崇尚显然是从遥远的中原带来，可是在生存的贫困与挣扎中谈何文化，谈何书香?

　　大在这些匾额下，我总是想找到这被历史尘烟封存的秘密。

　　我没想到要破译它，我竞要随着和顺人的先辈走过他们一段段的人生和乡村长长的历史。

　　这甚至得从他们童年的濡染和憧憬开始——“幼年时，每自凉秋到春暖的时候，客居异乡的人们，间或有几个返回故乡来。如果是骑着高头骡子，或坐着兜子，还有旁边的牲口替他们运来三五驮不等的行李什物，那便会引起老年人热心地训诫孩子们说：‘你们看!他们又找得钱回来了!这回大致是要来盖房子，你们要学好，到大来要向他们会找钱。’我在这种地方，这种环境里面生长起来，自幼就知找钱是人生的第一要义。年纪渐渐地长大，社会渐渐地给我些经验，我知道我们地方的人士对于婚姻死丧的形式上，怪会讲究的。他们怪会咀嚼对联、柬帖、行述、墓志。哪些作得写得贴，挂得好与不好，合格与不合格。在宴会上这些是主要的谈话资料，而社会无形的阶级上形成有地位的，便是有钱人和会写应酬文字的入。于是我期望着到大来要争取这种地位……”

　　这是—篇和顺人写于民国27年的文字，他直自地道出厂这个村庄的生存理想。这是一代—代廷绵下来的人生取向，它造就了这个村庄“亦商、亦儒、亦农”的传统和社区公认的“成功人土标准”。

　　值得—说的是这个标准、它既有别于儒家传统的“重文轻商”，又有别于商业社会的“金钱万能”，它实惠又超然，套句现在时髦的话叫做既有物质义有精神。更为无数现代人所羡慕不已的是它还准备了一条回归家园之路——“亦农”。

　　由于这样的传统和标准，这个村庄不待见那种财大气粗的暴发户，如同和顺的民谣里所唱的：“幼不学，老何为，如同禽兽。三代人，不读书好似牛马。”对儒文化的渴慕，对儒雅生活的向往，使每个略有温饱的和顺人都非常重视读书和教育。

　　村口，走上双虹桥，在—片绿荫之卜就看得见一座明清风格的建筑—文昌宫，在高高的石阶上它如村庄的精神统领，守护着一份古老的尊严。从清代起和顺人就在这里办学，各种“义学”、“两等学堂”直到近代有名的“益群中学”。在各姓祠堂也办各式各样的私塾及义学，有槐果树的明德学堂、有张家坡的清河义学堂、有大庄弘农国学专修馆……这些学堂除了学当时的四书五经古文等外，必定都设英文和缅语，还有当时最新的学科。由于它世世代代的良好文化传统氛围，还由于提倡新学，执教严谨连干崖土司刀京版等有身份的要人都专程到和顺来读书。这个村庄，明清时代有400多人入了科甲，民国年间有十多人留学日本，后又有多人到清华及欧美等国的著名入学就读各等学位。有人做过一个统计，从清康熙年间到现代，和顺有传世之作的作者竞有30多人，除了大家熟悉的哲学家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还有李曰垓先生的《天地一庵诗录》、《滇缅界务说略并图》等。

　　在村里只要沾着点“书香世荫”、“耕读传家”的人家，不论穷富都以此为荣，他们的后代无论经商还是务农，都极力保持那份文人的儒雅，他们的家中书房书案、文房四宝、字画楹联是少个了的。放卜锄头粪箕，洗洗手脚就读书习字的习惯保留至今，小食店的水牌，长猪厩旁边的告示上面的字有章有法，有时真可以当做书法
来欣赏。

　　有了读万卷的儒家传统，又有了行万里路的出门淘生，加之上路的人人量接受并带来的外地外域文化的影响，开阔了眼界。这个村庄自古至今开放度就很高，它能容内也史能容外，很少将外来文化视为对本土文化的侵犯和掠夺。它乐于接受外来的新鲜事物，并以一种“启知化愚”的追求和热情把它实践于本土。

　　还征光绪年间，这个村庄就有清开明举人寸辅新、老同盟会员李馥清等人倡导成立的“咸新会”，由活跃的青年和旅缅青年组织的“崇新会”，那份活跃颇有些后来新文化运动的意味。他们在一间农舍挂起了“书报社”的牌子，研读从外面带来的新书报，讨论新思想，指点天下大事。同一个“新”字道出了他们对新鲜进步的追求与渴望。在20世纪上半叶，就在这个村庄里先后有自已组织创办的年逾百年的洞经音乐“桂香会”；20年代的“和顺图书馆”、“双虹邮票社”、张溶先生开办的“和顺照相馆”；30年代，两等小学堂的教师们都是年轻人，他们托在缅的同乡买来了门琴、手风琴等洋乐器，加上自己的二胡、丝竹创立了“星光音乐社”、天天在一起弹唱新歌。后又有《和顺无线电三日刊》、以和顺乡人为主的话剧计“艺友社”、“光华足球队”、“崇新足球队“、“TS篮球队”等；40年代又创建了有名的“和顺益群中学”……在这种氛围的熏染下，“我觉得和顺方面的青年，每个人的心中有一点特征，那就是扑人眉宇的朝气，胜过别处的青年，每个人的心中都燃烧着一把求新的火焰，虽然处在一个古老的乡规的环境下……他们的力量却—天比一大茁实。”这是一篇写于30午代对和顺青年人的感觉的文章，真实地道山了上个世纪上半叶这个乡村的人文环境和精神面貌。的确，当时这个村庄的进步与文明和当时云南农村的落后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它的文化氛围是中西兼容的，它是既传统又开放外向的，在滇西甚至于云南、许多进步文明之事它都开风气之先，领潮流之前

　　这是和顺的精神魂魄、也是和顺久远的魅力。

　　和顺的这种文化传统如一份精神软件。造就着自己的一代代人才精英、如前所述它造就了许多儒商巨富，文人才子，革命党人，开明乡绅……这些人自然与他们同时代的精英有着各式各样的联系，如今走在村庄里，我们所能看见的那些残留的匾额、楹联、照片、题字也许是当年那风韵流响的一抹余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