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来，以这个古老的图书馆为中心的进步文化活动从来没有间断过。民国23年，尹大典(即割马草的尹老爷的儿子)从缅甸回来，带来了一台中短波收音机，因没有交通部的执照而被扣留，和顺图书馆几乎动员了全乡各式各样的名人和关系疏通海关各处，经过从春到秋近一年时间的努力、终于领回了收音机。他们每天轮流收听各种消息，将其记录整理下来，油印刊出。这份“无线电三日刊”免费赠送给县城和附近各学校、机关、商店。连邻近县份各地写信来索要的，图书馆也来者不拒。抗日战争爆发后，老百姓都系念着国家的存亡，对新闻更加关心，每天都有远近很多人专门来询问战事和各种消息。图书馆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为了激起民众敌忾同仇，三日刊改成了日刊，连夜收听连夜赶印，第二天一早便请那些热心义务的乡亲火速送到县城里，并在各交通要道和人多的地方张贴了，让大家对战争消息、世界动态一目了然。一时间“无线电日刊”成了腾冲人每日生活的大事，印数也剧急上升。受和顺的启发，县城里这时才想到了装置收音机。省立简师在从和顺出去的校长李生庄先生的指导下学习和顺，也办了一份与和顺图书馆无线电日刊—样的刊物，后来这份刊物扩张改办成《腾越日报》。

　　像追溯《腾越日报》的历史渊源一样，我们还可以追溯高黎贡山以西最早的话剧，它竟是这个村庄图书馆请马帮带来了剧本，由益群中学的学生们演出的，如《日出》、《孔雀胆》，虽然没有人会讲国语，但柔柔的和顺乡音腾冲人爱听，当年来看新戏的人连门窗外都站满了。

　　时间已经过去了近百年，中国的乡村图书馆也开始慢慢增多，20世纪90年代，云南省的文化官员们忙于一项被称为有创建性的工程叫做“千里边疆文化长廊”，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让乡乡有图书馆、文化站，官员们常用送书下乡的办法来实施这项工程。不知为什么，我总想请那些制定红头文件的最高决策者到这个图书馆来坐坐，追溯一下她的产生与发展，也许许多事情会好办得多。

　　如今的和顺图书馆显得古老而清幽，保持着一份古老陈旧的庄严。胡适的题字任日升月落、风水轮转，总是默默透着那份清癯的风格与淡雅的书香。

　　在幽雅洁净的图书馆里，看得见收了锄、洗了脚的老农、放了学的村娃静静地在翻报纸，借书刊；更有那放牛的农人，早晨把牛哈喝到田野里去便到图书馆来了，找上一本好书一坐就是一天，等到太阳落山书读完了才到田地里去找牛回家。看得人好生羡慕这份耕读人家的安谧恬静。

　　负责管理图书馆的总是乡里那些德高望重的老人，他们穿着朴素陈旧却相当洁净，他们儒雅而轻声地说话，静悄悄地走路，爱惜地把修补得整整齐齐的图书小小心心地捧给你，你由不得地也生出几分敬畏之意——那是一种中国很朴素原始的对笔墨纸张的敬意，对文化教育的敬意。它使我想起很久很久以前在乡下老人总是告诉孩子，不能用有字的纸揩屁股，那样眼睛会瞎的那种感觉，它来源于产生孔子的国度的一种古老的文化血脉。在如此浮躁而急功近利的年代，只有在这个乡村，在这里，你才能感觉到达份幽幽透出的古国气息。

　　 在这里，如果有图书需要修补、整理，便会有乡人自己用手帕包着米，拎着菜相邀着来帮忙。在这里未来往往几年，我和管理图书馆的几位老先生成了朋友。我不愿称他们为管理员，无论从他们的学识、操守、人格我都当称他们为老师。很多年他们为这里义务工作，情况好的时候有极其微薄的一点点补贴，在他们谦和、睿智、清贫的宁静中，你能读出一种中国文化的自尊与人生的了悟。我在图书馆认识刘玉璞先生时他已经80多岁了，他1940年进馆服务，当时只有l8岁，60多年他固守在这个乡村文化的精神的堡垒上，对图书馆、对每本书、对来借书的每个大人孩子永远恭谦、永远怀带着一种从心底发出的惜爱与尊重。抗日战争时，听说日本人要到腾冲了，他带着图书馆的馆员们把图书馆的书分散开来，一份一份送到各家各户恳请大家帮助妥善保管，日本兵进村时他把白已锁在图书馆阁楼上誓与图书馆存亡与大。待到战争结束，他义到各家各户把书一本—本收回来。在焚书坑儒的“文革”时期，一向含蓄平和的老人却以一种让人意想不到的勇敢和智慧保住广全部图书，也保住了那些极为珍贵的匾额。跟我们说起腾冲的掌故，老先生能把李根源写的诗一接一首往下背；谈起新时期文学，80多岁的老人居然也兴致勃勃，张口就背出冯骥才的小说《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还连带评点。我叫他老师。他总是说：“我只是个图书管理员。”我看见，在那灰蓝布衫下跳动着一颗最为洁净与最为自尊的心。

　　张孝仲先生今年也73岁了，在这个图书馆里他就是一本活的大百科全书，从第一次走进这个村庄，他就以一种宽阔的宁静吸引了我，关厂这位忘年之交，我要讲述的是另外的故事了。

　　我常常在想、中国最古老的乡村图书馆没有出现在中原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没有出现在沿海思想最开放的地区，为什么偏偏出现在云南大山下这个边远的乡村?研究她的成因，我想它一定是这个乡村所有的历史文化背景与“走夷方”的生产、生存方式碰撞交织出来的一种启智化愚的大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