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宅很美丽古老，是明代风格的高墙小窗，三进大院静悄悄的，只有她和一只猫。她说原来是她母亲在这儿守房子的，母亲守老了，她来帮母亲守，她也有60岁了。处得熟了，她问我们有没有人会买这样的老房子。如果有，她想把房子卖了，一个人也不回来住，她不想守了。当然，卖房子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这大宅院属于她们整个家族。这个家族一两百人，有人在城里、有人在昆明、有人在缅甸、有人在加拿大……谁能作主呢?谁又想把它卖掉呢，这是祖宅啊。她拿出一张发黄的全家福，看得出这是个曾经显赫的家族，照片是在这座宅院里照的，喜气洋洋的热闹，照片上的她还只是个小不点。

　　小不点当年没想到，她将来的命运是一个人帮这大家人守这房子。

　　这大家人在哪里呢，他们许多后代她连听都没有听说过。

　　她在老宅里守着房子，也守着些记忆中家族的故事，虽然已经不太完整。她给我们看当年家中请客用的整套瓷器，瓷器上还烧着家族商号的号记。她给我们看当年女人们穿过的衣服，绸缎的，绣着花，颜色很鲜艳，还有在缅甸才穿的笼基(裙子)，她翻腾出些觉得我们会感兴趣的旧东西，镶贝的梳妆台、称银子的小秤子、女人用的外国香水瓶、花线……让我们拍照。每天干完活，她就问我们第二天要到哪里，干什么，她说她会早早的把饭吃了，帮我们找人、带路。

　　第二天早上，还没进村，老远就看见她已早早地站在石阶上等着我们，说起来她真算得上是个绝好的向导，她知道我们喜欢找的旧房老宅、知道那些瓜瓜葛葛的家族关系，村里许多人家和她沾亲带故。每天，她会陪我们一直采访到天黑，我们亲热地戏称她是我们的办公室主任。觉得老麻烦她实在不过意，偶尔给她带点点心什么的，她必又要送还一些自家做的咸菜之类。处得久了，在她的热情中，渐渐咂出一种独守的寂寞。总有个心愿，什么时候有时间了，就到这院里和她住上一阵子。

　　村里，许多古旧美丽的深宅老屋大门都这样紧闭。从门缝里瞅瞅，里边干干净净却又空空荡荡。有的干脆就只晾晒着烟叶、包谷之类。运气好时，带路的人或村干部直着嗓子叫一阵，能喊得开这些老屋的门。开门人总会告诉你我是来帮守房子的。后来我们才知道在村里，像她这样守房子的女人多的是，有的比她年轻，有的比她老，也有的是男人。他们在深幽古老美丽的大院里只住着一两间屋，很尽职地把厅堂、院落及空屋扫得干干净净；又很无奈地看着瓦顶长草、屋角漏雨、门窗落漆……他们夸老屋当年的美丽气派，历数一次又一次“革命”革掉的雕花家堂、龙凤吊柱、镂空花窗……摇头叹息之后便很惭愧地说：“前人盖得起，后人修不起。说不成喽!”张家守房子的一个后代告诉我：“姑妈在国外，天天叨念着自己小时候在和顺老家的房子有多好多讲究，说外国的房子咋个比得。等改革开放了，忙着回来一看，就哭起来了，说咋个整成这点样子?哭着哭着的回去后，就再也没来过一回。”守门人无语，我无语。曾经美丽的大院何以荒芜，曾经鼎盛的家族何以失去了人气。

　　关于此，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当年曾走过夷方的贾老先生有过极为精辟的见地：“困掉了，50年路—封就困掉了!”这个村庄的大多数人家和家族是因为从这条古商道走出去而获得了生存，在生存中又得到了发展的机会，边境贸易、跨国贸易的需要把家族组织凝聚在一起产生了家族商号，商贸得以发达，家族得以兴旺。道路一封闭，家族商号不复存在，最有效用的经济凝聚力消逝了，树倒猢狲散、、飞鸟各投林，留在此无所作为，能走出去的走出去了，山去了的不再愿意回来了。

　　黄鹤一去不复返。此地空留白帝城!

　　2000年春天，我义见到了她，这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场合。历经世纪的回眸与思考，人们似乎已感到了这些老宅深院所蕴含的文化历史分量，她所守护的老屋宅院被列为民居博物馆。剪彩这天，这个家族许多有头有脸的成员都回来了，留影、忆旧、谈未来，静寂了几十年的老宅第一次这么热闹。人群中却没有她、我找了又找，见她一个人悄悄躲在一个没人注意的、还没有修葺的院子里，穿着一件新衣服。寂寞惯了的她对新开始的一切好像有些个习惯。

　　问她为什么个出去照相，她说在找她的猫。

结束语

　　延伸的村庄——故事并非在此结束。

　　我终于明白，我曾走过无数地方，为什么生命与激情唯独与这个遥远的村庄相遇，使我成为这儿一个特殊的旅行者。

　　阳光和尘埃封存住的这段往事并没有在此定格。

　　和顺人的生存方式影响和辐射着它四周的村庄城镇，像绮罗、董官、洞山这些村庄许多人都因“走夷方”而发财、成功、出国、闯天下。跨国商贸的开拓与发展促进了人、物、财、文化的大流通，造就了一批活跃于国际贸易舞台的维商大贾、商业的兴盛使它的县城腾冲成为了云南省现代上商业的重要的发祥地，成为世界最大的玉石聚散地，这个本来小小的边地之城在东南亚经济的流通中担起着重要的枢纽作用，人们把它称为“小上海”。

　　固守本土，原就是中国文化的传统。素有“家乡宝”之称的云南人由于地理交通、自然历史诸方面的原因更是造成了经济的落后与文化的封闭。

　　高山纵谷之间，本来只是一群山里农人为“土地薄少”的衣食而忧，然而他们“走”的这一求生方式却带来了当初万万没有想到的结果——按照“生物可容量”的理论，任何一片土地对生物的承载量都是有限的，只有当生物可容量在二分之——时，那一地的发展才呈最好的上升状态。这个村庄50年前大约保持有五千左右的人在家，六七千左右的人在外，有的少出老归，有的二五兄弟轮流替换出门，致使这个村庄生物承载量和生态环境一直处于最佳状态，在有限的土地上实现了最优势的发展。

　　“走”使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守两分地半间屋的人生舞台得以扩大，使禁锢与封闭的生命潜力得以拓展，使人单纯的命运发生戏剧性的改变，使人生诸方面的质量得以拔高、升华。

　　阅读这个村庄，她一砖一石书写着云南山里人曾突破自然地理的封闭禁锢与世界交融的一段豪气与历史。

　　阅读这个村庄，她点点处处存留着个体生命突围的痛苦与高歌的痕迹。

　　也许，这就是这个村庄在千年的阳光里所释放出来的独特的信息“场”。

　　千年之交，百年之交，人类变得更加理性，我们终于直面由诸多因素和人为的干预造成的西部的滞后与封闭，提出了西部开发并打通国际大通道的构想。它与这个村庄先祖们用生存直觉和生命的代价创造过的辉煌有某种暗合，达就是阅读这个村庄的价值。百年的村庄虽然已经老去，但流淌在血脉中的欲望与激情是不老的。

　　我知道，我还会沿着她那些青灰的石板小路和深深的闾巷再走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