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末的中国农村，不能说绝对没有中学的开设，即便有，可以说是寥寥无几的。所以，侨乡和顺要创办一所中学，也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腾冲地近缅甸，多少年来的习惯，腾人子弟的出路，大都是去缅甸经商谋生。上学读书，只要学会“写写挂挂”也就够了，没有更高的要求。可是，时代的进展，社会事务的日愈复杂，对于人们的知识要求愈来愈高，所以继续升学，掌握更多的知识，已成为青年一代普遍的要求。在当时的情况下，要读中学，全县只有一所，那是省立的正规中学，一切制度规定，都按教厅执行，丝毫不得苟且。如一套“童子军”的全部装备吧，价钱既昂贵，又是必备的，光这一样，农业家庭就无法负担，何况更有其它规定呢。所以，这是城上的省立中学，不是广大农村青年所可企盼的，这就形成了和顺乡开办一所农村中学的必要性。

　　先是乡中宿儒、老教育家李仁杰先生出面倡导，接着勉力旅缅募捐，并与在缅崇新会同人商洽办校事宜，议定校名为“益群中学”。所捐款项折得当时币制约八万余元，加之国内所得共十三万余元，足以应付开办费用而有余。这时，正值李根源先生归里扫墓，建校一事，得到先生大力赞助，溉然担任该校董事长。教厅备案一事，因有先生出面，亦得顺利照准。事有凑巧，这时在外游学二十余年的本乡人寸树声先生，因平津沦陷，北方大部地区不保，而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来，乡人即委托他担任新创益群中学校长。

　　1940年3月，云南边疆一所农村华侨中学就草创成功，正式开学了。由于没有大量经费来营建校舍，只好设在古老建筑文昌宫里，好在这里为多年来的小学校址，早已具有学校规模，在这基础上加以适当改造，便可将就使用了，李根源先生为书“私立益群中学”横额，高悬在早年赵藩为题“两等小学堂”匾额之上；又题“尊闻引知，努力崇明德；藏修游息，随时爱景光”的对联，刻悬大礼堂两侧。它与大门前赵藩书联“高必自卑，合德智体而并育；小能见大，通天地人者为儒”二者相互辉映，相互媲美。

　　抗日战争时代，云南是处在大后方的地位，省外多少知识分子流人昆明，他们迫切需要谋得一安身处；又有西南联合大学，各大学每年都有一批毕业生进入社会，经过寸树声校长的张罗聘到一批各具专长的人才来和顺任教，他们朝夕与本地学生相处，把他们的思想作风，知识见闻，传授给学生，比起“负芨千里”的古人求学方式要便宜得多。于是前来报考益群中学的学生很多，有的是归国华侨子弟，有的是来自外乡或县城，他们当中有南甸土司官家的龚氏弟兄，有腾冲县长王恕家的“大少爷”，也有邻近的傣乡青年。他们不入省立中学，甘心来这简朴的农村中学，可见，他们是有选择的。

　　以寸树声先生多年在高等学校任教的经历，来任一个初中校长，当然是不成问题，但他以为办这个学校应该与一般中学有所不同，既然是农村中学，就要让它符合农村的特点。要让这个学校对农村直接有利，才能受到乡人的拥护，学校也才能巩固下去，因此，他制订出一套在农村办学的主张：

　　一、我以为斯巳达式的严格训练，对于背负着几千年因袭的中国青年是必要而有益的。

　　二、但是斯巴达的社会是建筑在奴隶基础上面，所以斯巴达的教育只是训练战争的武士，而不是训练对社会的生产有用的人材，就是说斯巴达的教育是与社会产生隔离的教育。

　　三、至少乡村的学校要与社会打成一片，成为乡村人民所爱护的指导中心。不应该使学校成为象牙之塔的特殊的存在，使学生成为高蹈的，与社会及生产脱离的特殊人物。

　　四、所以乡村学校教育的目的，应该是养成“在教室里，在图书馆里是优秀的知识的学习者，而出了教室图书馆又是优秀的生产者——一种新型的人材。”自然这新型的人材是属于一定的国家，一定的民族的(见《两年半的乡村工作》)。

　　我们不能忘记，寸树声校长在和顺工作所处的时代和环境，它是在封建思想与现代思潮相互交替的40年代中国农村，他若符合激进派的主张，打倒一切旧的东西，推行一切新的东西。那么，他将背着失败的包袱，返回高黎贡山那边去，但他并不那样做，他在许多场合下主张妥协政策，他说：“妥协在大多数的场合下是一种罪恶，但是，我以为只要不丧失目标，路径弯曲一点是无关重要的，妥协的收获若多于妥协的牺牲，妥协至少可以算是一种必要的罪恶吧。”他又说：“我们的本质是改良，不是革命，痛快主义曾使我们到处碰壁，什么也行不通。”在这里，他的辩证唯物观得到运用。

　　在各种委宛曲折的手段下，他逐渐实现学校与社会打成一片的理想。社会改革先从学校人手，由学生的作用去影响社会，又把学生当做社会改革的有力助手。他在学生中提倡简朴作风，最重要的一条是不论冬夏一律穿短裤草鞋(根据当地气候不为太苛严)，剃光头，以当地所产土布为制服布料，不许穿其它颜色服装。这一措施大大方便了家庭困难的农村学生，而对家境好的学生，则可抑制他们的浮华风气。又规定学生每周要清扫他们住家附近环境一次，这一来，乡村道路做到了起码的清洁。这两件事，使得乡人吃惊不小，这是他们认为办不到的事，尤其是扫街，习惯上认为是囚犯、清道夫干的事，可一个个良家子女也干起来了，当惊异过后，接着而来的是称赞、佩服。

　　在教学工作中，寸校长是各班“公民”课的教授者。所谓“公民”乃是“德育”方面的重要课程，但他并不满意课文那种道貌岸然的说教式的空洞理论，而用扎实的社会现象和政治措施来相互对照，给予抨击，往往讲得声色俱厉，这时候的公民课，再也不是“磕睡堂”了。而于平时谆谆告诫学生们的“日行一善”，“勿因善小而不为，勿因恶小而为之”等，一旦接触到实际情况，就显现了它的实际效果。中学生多次出现上山打野火，在乡中抢救火灾的事迹，都表现了英勇顽强的精神。1946年夏，腾冲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水灾，村前田亩道路被淹没成一片汪洋，有本乡李姓母女二人不幸半途溺水，益群学生中有四个同学愿当“敢死队”，以尽快的速度游向出事现场，救起遇难母女。

　　但是，寸树声校长并不因此感到他的教育的成功，乡村学校到底要闭塞一些，学生们对于当前国际形势和国内政治斗争，比较缺乏敏感性，他想从这些方面对学生有所启迪，常想着一些可行的办法。有一年的暑假前，他翻印一篇蔡尚思先生在某报上发表的政论文章，发给高年级学生每人一份，做为假期必读资料，到开学时，每人要文一篇学习心得。又在一次学校组织的学术报告会上，寸校长做了一篇题为《美苏对立与中国的关系》的长篇报告，就在这些有意识的启发下，学生们在思想上得到空前的收获。

　　除了学校教育外，寸树声校长还在乡中倡导创业“农村委员会”，其工作内容为兴修水利，植树造林，护林防火，禁止砍伐，禁止捕鱼等，目的在提高农业生产实效，保护农村资源。这是县乡政府的份内事，寸校长“越俎代庖”不是没有原因的：一是眼前放着这样多工作需要做，而没有人起来做。二是为了要实现教育与社会打成一片的主张，而兴建这些事业，让学生有“用武之地”，在多种场合中，学生可以随时参与工作，这都是从乡人的福利出发，所以大家都乐意，农民们的兴高采烈，是从来没有过的。又如学生带头种冬小麦一事，腾冲地面，从来没有种植小麦的习惯，学生带头种了一块，有了收成以后，这个禁例就打破了，益群中学成了腾冲种植小麦的先驱者。

　　1942年5月3日，日本侵略军从缅甸进占畹町，腾冲危在旦夕，5月8日的纪念周上，寸校长鼻酸喉哽地向学生上了“最后一课”，宣布学校停课，9日上午匆匆离开了他辛苦了两年半的地方。校长是日本留学生，他尤其要坚决避开，不能留下来被日本人所利用，他是第二次避开日本侵略者了。抗战胜利后，寸树声校长又回到益群中学，重整旗鼓，继续工作，依旧坚持原来的那些规章制度，一连送走了几个毕业班。全国解放后，由于形势的需要，他脱离了益群中学，出任腾冲县长，他前后在益群任职大约六年多时间。在腾冲沦陷、寸校长流亡到重庆期间，他写成了一本《两年半的乡村工作》，这书记载着益群中学的创业史和一个园丁的辛勤劳作，记录着和顺乡历史光荣灿烂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