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冲和顺乡水碓村是一个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的地方。

　　进入水碓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塘镜水，一群楼阁、一坡青松、一片瓦屋。在这片瓦屋的中央位置上，有一幢式样古朴、年代久远的民居，人称李家老屋，在它的前面则是一幢中西合壁，式样别致的高屋大院，人称李家新屋。从19世纪末到26世纪初的数十年间，李家老屋里诞生了两代子孙、三位俊杰，这便是李曰垓及其长子李生庄、次子李生营(笔名艾思奇)。人称李曰垓为“滇南一文笔”，李生庄为“边地新文化的晨暾”、艾思奇为“大众哲学家”。

滇南一支笔

　　李曰垓一生大多从军从政，但总离不开笔，常以笔为武器。他青年时期赴省求学，因成绩优异被选送京师大学深造，此间，受革命思想影响，结识了黄兴、胡汉民、吕志伊、居正等革命先躯。毕业后经革命党人介绍到仰光支部加入同盟会，在缅期间，目睹旅缅华侨由于祖国贫弱，受尽英帝国之歧视和虐待；革命党人的忘我工作，广大华侨的反帝爱国精神而深受鼓舞，决心回国献身革命。之后，李曰垓受仰光支部派遣回滇，遵照孙中山先生关于“云南的革命工作，必须团结边地少数民族”的指示，以办学为掩护，向民众宣传革命思想，为发展边疆革命组织创造条件。在任云南全省沿边土民学堂总办期间。先后于腾冲、龙陵、永德、顺宁、思茅、普洱等沿边地区创设土塾128所。为宣传革命、培养人材，他的足迹遍及滇西、滇南。

　　辛亥革命重九起义，李曰垓在蒙自与赵又新、

　　朱朝英等人积极响应，光复滇南。之后，调省任云南都督府军政部次长，以其卓著的文秘业务，支撑着政府的内务。

　　孙中山领导的民主共和革命，虽然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但革命成果很快落入封建军阀手中。民国4年(公元1915年)袁世凯图谋帝制，遭到全国民众的抵制，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云南军民更是群情沸腾，义愤填膺。李曰垓走在反袁潮流的前头，参与了讨袁护国计划的制定，并任护国军秘书长，起草了著名的《讨袁檄文》。此文重点突出，笔锋犀利，击中要害，极具战斗性，为讨伐叛逆，恢复共和起了很大作用，因而地方志中称其为“萃挟风霜，见者罔不畏服”。国学大师章太炎称他为“滇南一支笔”。

　　民国18年(公元1929年)李曰垓出任云南第一殖边督办，设署腾冲，统辖滇西大部，他在位近十年，为边地人民兴利除弊，不辞劳苦，修公路、开矿产、兴水利、办教育、勘边界，清正廉洁，政绩卓著，真正实践了他上台时“此来不是做官，是来做事”的诺言。

　　对腾冲人民来说，李督办留下的最深印象莫过于北洞工程了。出于对人民疾苦的关心，对地方建设的重视，他了解到腾冲缅等乡有荒地数万亩，因缺乏水源而荒废，遂决计组成“利生垦务公司”承办工程。因荒地与水源之间横亘一座小山，需开凿隧道，经工程人员勘测设计，从山的两面开挖，施工5年耗费巨大人财物力，未曾开通，然多方凑集的资金均已耗尽，无力再筹，终至功败垂成。此事对他打击巨大，据知情者言，为此他常独坐沉思，有时捶胸顿足，以致抑郁成疾。可以想像，一位想做事、能做事、并做过大事的人，遭此失败，实为抱恨终生的憾事。所幸北洞工程在解放后，经政府和人民的继续施工，终于成功。李曰垓先生虽然看不到了，但家乡的乡亲们不会忘记他。

　　李曰垓先生一生为官清廉，生活节俭。他的家庭常常是人不敷出，他招待客人即使是贵客，也只是一个腾冲火锅加三五样小菜。他有一位兄长早年病故，守寡的嫂子生活无经济来源，他每月从工资收入中拨支帮助，嫂子感到既繁琐又难为情，希望他买几亩田供她租佃为生，但他严辞拒绝。因此，他虽官至一方大员，然并非良田万顷的大财主，除去一幢住房，他没有为后人留下什么财宝，然在精神方面，他留下的财富却十分丰富，他的《天地一庵诗抄》，是一部篇幅巨大、文采超群、内容精深的名著，他的名诗《双杉行》至今仍携刻在石头山中，成为腾冲文坛佳话。这些财富不仅属于他的家庭，也属于家乡的父老兄弟姐妹。

边地新文化的晨暾

　　1939年8月，李生庄先生由腾调省任职省教育厅。抗战胜利后，升任省政府秘书，可惜因病未履职，旋于1945年底病逝于昆明，时年仅42岁。1946年春，他的弟子——腾越边地简易师范的学生为纪念他的功绩，在叠水河畔之龙光台东麓立碑列传，以丽泉雄瀑之意境比喻先生的人品及事业。后经40余年的沧桑变化，纪念碑早已不存，然他当年的弟子们，虽人人进入垂暮之期，思念之心却不减当年，复于1987年春，分别从腾冲、昆明、香港、台湾、缅甸、美国、法国等地托鸿雁传书，叙追思之情，经过频频联络，由健在的85人具名，代表当年的全体师生，于来凤山北麓重立纪念碑，再度记录、颂扬了李生庄先生的一生业迹：

　　李生庄先生1904年出生于腾冲和顺乡水碓村，幼时在村中读乡学，后随父李曰垓到昆明，就读于云南省立一中，倾心研习新思想、新文化。1923年由腾冲经缅甸、转赴沪宁，考入东南大学，攻读西洋哲学，并从苏州章太炎习经史，其间曾任全校学生会主席，并秘密加入中共地下组织，后因参加进步活动，为江苏督军通缉，遂避往云南。1928年在省立一中任教，并兼云南《民众日报》副主编。一面在学校中开展进步活动，一面在报纸上宣传马列主义，这些活动得到了他的二弟李生营的积极配合，成为当年昆明进步活动的重要一翼。

　　1930年，李生庄随父至腾，任云南第一殖边督办公署秘书兼和顺图书馆馆长，从此开始了他创造边地文化晨墩的新时期。他除了协助其父改良滇西弊政，兴办地方交通、水电、农林、矿务而外，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文化、教育、新闻三个方面的卓越建树，概言之，可称为三大首创：首创女子中学、边地简易师范、土民小学。1931年，李生庄先生到腾不久，在各界支持下，即在县城下西街灵官庙主持开办女子中学，由于先生提倡“走出闺房、打出厨房、婚姻自由，争取妇女解放”等进步思想，触怒了封建传统势力，竟至一时流言飞语甚多，当有亲友同事劝阻时，他说：“我为提高地方文化，解放妇女而为，哪有照壁背后不骂官的，怕之有何!”先生此举，影响深远，实属当年推动社会进步的一股强劲风暴。

　　1935年9月，先生创办腾越边地简易师范，并任校长。校址设于县城玄天宫、东岳庙，生源来自腾冲、云龙、保山、镇康、龙陵、潞西、瑞丽、陇川、盈江、莲山、梁河等滇西广大地区，学生中有7种少数民族，学校有良好的校风，学生除潜心学习外，还开展养猪、种菜、养蚕等劳作。学生免交学费，每人每年发制服1套，每月津贴伙食费4元，对生活困难的学生给予特别照顾优待，因而，学生亲切地称校长为学生慈母。

　　李生庄先生还创办了一所土民小学，附设于师范，称简师附小，专门培养傈僳族、傣族等少数民族学生，为民族教育竭尽心力。

　　腾越边地简易师范学校当年及后世在滇西的作用和影响，正如校长李生庄先生亲自做词并谱曲的校歌所唱出的声音——

　　“学校是社会，学校是家庭。同学们，团结起来，学习人生的技能，磨硕自我的德行。奋勇当先，我们的精神是前进；忠爱为本，我们的态度是和平。劈草莱，斩荆棘，我们的目的是创造边地的光明；我们的学校是边地的晨暾!”

　　李生庄先生在腾的第二项创举，是以他为主的倡导进步话剧活动，宣传革命思想、爱国思想。

　　1930年，第一殖边督办公署举办道路工程训练班，在第一期训练班结业晚会上演出了革命话剧《秋瑾与徐锡麟》，这是腾冲历史上第一次上演话剧，当时称之为文明戏，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到边地的表现。先生为活动的主导者，其作用非同一般参与人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先生组织道路工程班学员与简易师范的学生联合演出《甲子那一天》、《碧血千秋》、《孔雀东南飞》等话剧，宣传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思想。此举在边地反响强烈，对提高边地群众的精神文明作用巨大。

　　1933年，由于群众性的话剧演出活动的高涨，为适应此种活动，出现了戏剧社团组织，为先者即是李生庄先生与其弟李生菇并林树坤等组织倡导的《艺友社》，该社团结了白平阶，陆汗白，高维雄等一大批热心话剧演出的社友，先后演出了《湖上的悲剧》、《回春曲》、《大路歌》、《义勇军进行曲》等节目，李生庄先生并自编自演《岳飞》，此剧上演后，引起了轰动效应，成为边地盛行一时的热门话题。在《艺友社》的带动下，边城腾冲先后出现了《新路社》、《旭光社》、《新长城社》等进步话剧社团，形成了百花争艳的繁荣局面。《艺友社》后改《怒江剧团》，其足迹遍及怒江以西的城镇乡村，并到缅北华侨中演出，为动员人民群众抗击日寇，救亡图存做出了卓著的贡献，其爱国奉献精神为后世称诵效尤。

　　李生庄先生在腾的第三项创举当为开拓地方新闻事业。1937年，在全国抗日高潮的时代背景下，先生创办了《腾越日报》，并任社长，这是腾冲有史以来的第一份日报，此报无论在编排印刷及文字内容上起点均高，一开始即采用铅印，版面安排科学合理，形式多样，内容紧扣时代脉搏，文字生动活泼，为大众所喜闻乐见，其发行范围除本县及梁河、盈江、莲山、瑞丽、陇川、潞西等边地而外，下关、昆明乃至国外华侨均有订户。腾冲沦陷期间，《腾越日报》社移往界头，成为腾冲抗日军民的喉舌，即使在最艰苦的战争环境下，除短暂停刊外，多数时间均坚持出版发行。时至今日，当我们手捧《腾冲报》时，抚今追昔，亦不能不想起李生庄先生。

　　1938年，李生庄先生继创办《腾越日报》后，又创办了腾越简师校刊《晨暾》。《晨暾》面向青年，面向社会，提倡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鼓舞抗日热情，发扬民族正气，尤如冉冉升起的一轮旭日，光焰四射，喷薄而出，象征热力与新生，其作用远远超出一个学校，而是边地文化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创造。

大众哲学家

　　在李氏家族的能人俊杰中，艾思奇是影响最大、贡献最多的一位。

　　艾思奇本名李生营，1910年出生于李家老屋，幼年随父至昆，受到严格的家学教育，后又随父至香港(因李曰垓等与唐继尧政见不和，受唐迫害，避难香港)，进教会学校学习英语。当时的香港，虽为英人所辖，但国内大革命的风暴亦影响香港，教会学校的深宅大院关不住他年轻的心，他常听到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宣传，亦涉猎共产主义的书刊。唐继尧下台后，他又随父返回昆明，就读于省立第一中学。此时的他，虽沉默寡言，但目光远大，抱负在胸，在地下党员李国柱的影响下，参加了省立一中的进步组织“青年努力读书会”，如饥似渴的阅读《响导》、《新青年》、《共产主义A、B、C》等革命书刊。他手不释卷，常常独自一人沉思默想，常常有文章在学校进步刊物《滇潮》上发表。1926年间，他考入南京东南大学高中部，因参加学潮被捕，后被亲友保释，出狱后他决心赴日深造。在日期间，祖国发生了山东“济南惨案”，他无法再静心攻读，毅然参加了廖承志等领导的《留日各界反日大同盟归国宣传分会》，并与云南籍同学回国到上海进行活动，但不久组织被敌人破坏，部分人员被捕，李生萱幸免于难，遂返回昆明。此时的昆明时值卢汉出任云南财政厅长，卢汉虽为军阀人物，但亦有建设地方事业、联络地方人士的愿望，出资办了一份《民众日报》，委托徐嘉瑞、刘尧民等负责办报，徐等均为围绕地下党活动的公开人物，报纸办得有声有色，使人耳目一新，昆明读者喜读《民众日报》，厌恶《民国日报》(系官方报纸)，于是销路大增，名声大振。

　　《民众日报》的副刊辟有《象牙塔里》、《杂货店》等栏目，此栏目由李生庄(李当时尚未到腾任职)，陆万美等编辑，李生萱常以“小么”、“店小二”、“孝腰”等为笔名在上述栏目中发表文章。于是，副刊文章常有李生庄的杂文针砭时弊；李生萱的“新哲学”讨伐“唯心论”；陆万美的新诗、小说追求光明。因而《杂货店》被读者背后称做“屠狗店”，可见笔力犀利，文风泼辣，矛头直指反动制度，尤如杀狗一般。

　　随着国内白色恐怖的漫延，云南地方政权亦随之右倾。1930年，他为避特务威胁，遁入昆明福照街腾冲会馆，后在亲友帮助下，二次东渡日本，考入福岗工业学校。除学正课外，他读了大量马列主义日译本，并从德文中阅读海涅的诗歌、哥德的《浮士德》；从英文中阅读雪莱、拜伦、莎土比亚的作品，这些都为他日后在哲学

　　“九一八”事件激起中国军民的抗日救国热潮，他不愿留在日本过委屈求全的生活，二次返国，回到上海，参加“左翼社联”活动，并在申报馆负责编辑政治经济方面的论文。在他编辑《读书问答》、《读书生活》杂志期间，他负责回答读者来信中提出的大量的哲学问题。他细心地研究读者提出的问题，经过综合分析，然后用普通生活的事物为例子，叙述其辩证发展关系，诸如事物的矛盾与统一，渐变与突变，相对与绝对，主要与次要等等。深入浅出，说理清楚，一个问题写成一篇文章，读者容易理解，容易接受。一扫哲学高深奥秘、非专家即无缘的传统看法，将哲学普及到大众之中。在此基础上，他系统地发表了多篇《哲学讲话》，并将其汇集成《大众哲学》出版，之后，又出版了《哲学与生活》。两书的著作与出版是他哲学生涯的辉煌时期，并奠定了他成为“大众哲学家”的地位。此时的艾思奇，年仅二十四五岁，竞能成就如许大事，实在令人钦羡叹服。这段时期，由于他发表文章均用“艾思奇”的笔名，因此，他以笔名闻名于世。关于“艾思奇”的来历，说法很多，据他的胞弟李生葂(在云南大学工作)在《云南文史资料第36辑艾思奇传略》中，有下列一段文字做了说明：“笔名的寓意，有人说是‘爱(艾)马克思(思)伊里奇(奇)’。有的说‘生萱’两字的英文头一个字母是S•H，谐音‘艾思艾奇’，去掉中间的‘艾’字，就成了‘艾思奇’。1982年(也许是1983年)，黄洛峰(当年在上海与艾共事多年的编辑出版家)同志来昆明，我去看他，谈到这个笔名，他告诉我流传的说法都不对，确实情况是：他到上海后，有一次去看了一部名为《爱斯基摩人》的外国影片后，他突然想到借用片名的谐音取下这个笔名，意思是‘爱思考奇异的事物’，即成艾思奇。”

　　在上海期间，他不仅研究和发表哲学著作，并与文化界的知名人士郑振锋、李公朴、郭沫若、矛盾、老舍、朱自清、郁达夫等联名发表文章、宣言，参与多种进步刊物的编辑工作。也就在这一时期，加入了中共组织，后受组织安排，于1938年前往延安。曾担任毛泽东的哲学顾问，《解放日报》的副总编辑，在“抗大”任过教，主持过“新哲学会”，参加过土改，在八路军中做过宣传工作。

　　全国解放后，他长期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及其他多项思想文化组织、单位的领导职务，并著作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这是艾思奇后期著作中的丰硕成果，成为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并伴随他在理论教育岗位上培育了一批批马列主义战士，为共产主义事业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艾思奇幼年离家，一生奔波在外，却不忘家乡。1938年家乡和顺建盖图书馆，乡人托鸿雁传书于他，几经周折，几经辗转，过了许多时日，他的大哥李生庄收到了他从延安寄回的信函，内言“我离家时太小，中间虽一度回乡，但也只有十岁前后，只依稀记得村中有一塘波光漾漾、碧澄清澈的活水……”又言“在时代的洪流里，我尽我的全力做点比较更为大样的事，拿别方面的成绩来赎不得尽责于家乡的过尤”。怀着对家乡的深情，他在马列主义的理论战线上奋斗了一生，1966年，他怀着更深的思恋，永远离开了家乡。13年后的1979年，他的夫人王丹一带着他的遗愿，回到了故乡，重访了他幼年时居住过的李氏故居，拜访了故乡的父老兄弟姐妹，领略了滋润他灵气的那塘清清的泉水，，并与亲属商定，将李氏故居(新屋)捐献给国家。乡人为纪念这位伟大的儿子，将其辟为纪念馆，楚图南先生题书馆名“艾思奇纪念馆”。周扬、林默涵、丁铃、刘白羽、张天放等名人的题词并大量资料、照片陈列于展室，重现了著名哲学家奋斗一生、著述一生、研究一生、执教一生、淡泊一生、磊落一生的人生道路及人生品格。从1984年10月1日开馆以来，每天都迎接着数以百计的参观瞻仰者。腾冲县人民政府及云南省人民政府已将其公布为县级和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至1999年的春夏之间，该馆又做一次重大拓展，于故居门前辟出花园式广场，使故居大为增色。

　　李氏家族的到腾始祖本为巴蜀人，至艾思奇这一代，已是第18代，他们的祖先一代代繁衍子孙传承文明，其后代出了不少名人。这些名人的涌现，使人总忘不了老祖宗为他们选择的村庄周围的那一脉秀山，山下的那一潭镜水，这山水似乎总透出缕缕灵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