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习惯把具有三位名人手迹的碑刻称为“三绝碑”，此类碑刻，虽不全是稀世之宝，但也不算很多，若拥有此种碑刻，是会受到加倍重视和爱护，并引以为自豪的。

　　腾冲县文物管理所所藏一套墓志铭碑，是由如厘米见方，10厘米厚的两方大青石组成，一为墓志铭碑，一为篆书“墓志盖”。墓志铭为永昌张含撰，新都杨慎书写。正书50行，每行50字，墓志盖篆文为大理李元阳书“明处士方田郑公墓”。三行行三字，单就杨慎手迹碑刻的发现，已经是考古发掘的重大收获，何况此三人的精萃荟于一石，那就不能不称做“三绝”了。

　　自从明朝嘉靖初年，新都杨慎(字用修，号升庵，正德六年殿试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因议“大礼”案获罪滴戍云南以来，好像文学大星自天而降，滇中文人争相与他靠拢，以求切磋砥硕，研讨学术，增进学问，一时产生了以杨慎为领袖的文学集团，人称“杨门六子”。这“六子”中就有张含、李元阳二人。

　　张含，字愈光，号禺山，保山人，正德丁卯(公元1507年)举人。其父张志淳官户部右侍郎。与升庵父杨廷和位列同朝。素相友善，幼小的张含与杨慎因随父居京。两人才气不凡，意气相投，遂订终身之交。张含却因累蹶科场，七试春官不第，遂绝意仕进，漫游梁楚，然后回到家乡保山，一意致力于诗文创作，及至杨慎到了云南，旧友重逢分外亲切。杨慎赴保山，张含远至澜沧江霁虹桥相迎，两人诗酒唱和，相处时间很长。张含所著《张愈光诗文选》八卷，是杨慎亲手为他选定的，并为之作序云：“吾友永昌张愈光，生有异质，颖秀出群，博极群书，条入叶贯，雄辩邃古，神搜霆击，上猎汉唐，下汲李杜，兹其愈光之诗乎……”对其诗作，推祟备至。张含晚年自号“禺山外史、月坞痴人、铁楼野老、明召真逸”。

　　李元阳，字仁甫，号中溪。大理人，嘉靖丙戍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曾出宰江阴、荆州知府事，擢河南道监察御史，颇著政声，因不屑阿事权贵，绝意仕途，罢归林下。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杨慎居大理，两人曾一度漫游点苍山，又同游剑川石宝山，互有诗歌酬唱。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李元阳受大理知府之聘，纂修《大理府志序》。万历间，李元阳又续纂了杨慎因故未完成的《云南通志》。足见二人有着密切的文字缘。

　　在“六子”中，张、李与杨慎的关系似乎更密切些。张含有《寄升庵中溪》的律诗一首：

独慕吾杨李，诗赋并高名。
绮思颜光禄，幽怀阮步兵。
翠楼同写韵，绛帐各传经。
龙关虹桥路，遥遥牵我情。

　　至于说，腾冲郑氏怎样与三子相交，而求得此碑的撰写呢?原来腾冲满邑郑氏，是个书香世家，代有才人，有郑文灿中嘉靖乙酉举人，侄儿郑邦浩系腾越郡学生员，均有著作传世，是明代“腾越十贤”之二。《腾越州志》有记载，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郑邦浩远赴永昌祈得张含为其父郑文英(字围秀号方田子)题写墓志铭，因张含的关系，才一并得到杨慎和李元阳的字迹。四百余年后，此碑重见天日，字迹完好如初，为腾冲县文物史上增添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