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乘象国滇越”的记载，见于西汉历史学家司马迁的著作《史记•大宛列传》中。文中记述汉朝派使臣寻找从今成都至今印度的通道，使臣在今大理受阻，但打听到从大理西行千余里，有一个乘骑大象的国家，名叫滇越，四川的商人做生意做到了那里。

　　乘象国滇越在大理以西的什么地方，是一个以什么民族为主体的国家，这个国家有什么文化遗存?这些问题，尚无人能系统地回答，乘象国滇越仍然是一个谜，有待考古学者去揭示它。

　　清代有学者提出，乘象国滇越在腾冲，其依据是腾冲又称藤越，腾冲所辖的土司地尚能驯象。近现代也有学者认为，今腾冲及德宏为西汉时滇越，为古代“百越”民族分布区域。

　　从已获考古资料证实，新石器时代晚期，腾冲境内已有大量的先民在繁衍生息。商代晚期，已进入铜器时代，春秋战国时期，已进入青铜时代。1989年元月，在腾冲曲石乡江南村张家寨麻栗山出土两件青铜器，一件为铜案，一件为铜盒。腾冲出土的铜案，是继1972年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牛虎铜案后，首次在滇西南出土的另一造型的铜案，其造型属云南青铜时代文化遗物中首次发现的一种特殊造型的珍贵文物。两件青铜器的时代为春秋至战国，出土于墓葬之中。出土地点，地望上为唐南诏越赕地，在高黎贡山西。元代曾于越赕设越甸县，明代将越甸改称瓦甸，明宣德年间置瓦甸长官司。此地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政治经济中心。

　　考古界认为，云南出土的越人文物，青铜时代以“石寨山类型”的铜鼓最有代表性。铜鼓是越人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之一，这在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中都可以得到证实。1978年8月，在腾冲猴桥大横山出土一面战国至西汉时期的石寨山型铜鼓，这说明，腾冲一地古代有百越民族的分布。曲石出土的铜案、铜盒，其纹饰与猴桥出土石寨山类型铜鼓有许多相似之处，应属同一文化类型。

　　曲石出土的青铜案、铜盒以及猴桥出土的石寨山型铜鼓，可能就是滇越青铜时代文化遗物，铜案、铜盒出土地点，可能就是乘象国滇越的贵族墓葬地之一。

　　腾冲出土的铜案、铜盒、石寨山型铜鼓，为寻找滇越人的考古文化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信息，对揭开滇越的历史帐幕有着十分重要的考古价值。